|
|
|
 |
《通典》的性质与得失 |
 |
时间：2009-7-24 13:46:24 来源：不详
|
|
|
>
上千年来，以《周礼》“六官所职”认识社会，间或有企图回复到按《周礼》设官的社会中去者，都反映人们的意识被设官体制所束缚，习惯于按照传统的设官分职看待社会历史。杜佑打破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⑩]，从食貨、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个方面分别考察它们的沿革，认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新的逻辑结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选举到设官，从文教到暴力，从中央到地方，从汉族到各族。这一对社会结构的新的认识，在当时条件下，可以说是最完整地反映了社会的基本面貌。杜佑以这样的逻辑结构编排全书，使“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11]，因而成为历史编纂学上的一大创举。
再次，《通典》的“非古是今”[12]，表明杜佑是把着眼点放在认识社会上面的，并非专详“古今制度沿革”。
朱熹把由《通典》摘要而成的《理道要诀》一书说成是“一个非古是今之书”[13]。这基本上为人们所认可，因而当今所有研究《通典》的论著都充分肯定其历史进化思想，并指出：“杜佑在论述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时，实际上通过具体制度的变化，看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在不断的变化、进步、发展。”[14]这也是在说，考察典章制度沿革，仅仅是杜佑认识社会历史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几乎所有的论著都举“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的观点来证明杜佑“非古是今”的思想，这的确也最能证明《通典》是如何把着眼点放在认识社会变革方面的。这一论点，在其书中出现过两次。一处是在卷四八“立尸义”的“议曰”，另一处是在卷一八五“边防”门的序中。关于“立尸义”的“议曰”，下面论说，这里着重考察“边防”门的序。本文一开头即已指出，“边防”一门所记，并非“古今制度沿革”，而是周边政权，反映中原政权同当时所知的世界各相关民族、政权的关系。在这里，为了批驳“非今是古”的“昔贤有言”，杜佑指出“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古之中华“朴质少事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接着，他以自注的形式举例对照：上古中华“亦穴居野处”，后代“易之以宫室”；上古中华之葬“不封不树”，后代“易之以棺椁”；殷周之时中华人“尚以手团食”，“盖弊俗渐改仍未尽耳”；三代以前中华人“祭必立尸”，自秦汉“则废”，等等。由此说明，“古之中华”也曾有过一个与唐代周边各政权相似的社会阶段，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些“鄙风弊俗”。后来由于“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等主客观因素，才较快地发展起来，使“今之中华”胜于“古之中华”，自不应“非今是古”。而周边各政权，则由于“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形成了与中原的较大差距。杜佑对于中原文化与周边各族发展出现差距的原因的分析，有可取之处，也有错误认识，且不作评定。但从他作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出，《通典》是把认识社会及其发展放在怎样重要的位置上的。
至于杜佑提出的“随时拯弊，因物利用”，更是其“酌古通今”思想的重要内容，贯穿全书。这与卷一二“议曰”中的“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卷四O所引其《省官议》中的“随时立制，遇弊变通”等等的认识，不正是紧紧地扣住了杜佑“思理道”、“探政理”，以施政救弊的主题吗？！
二
杜佑记述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从其演变之迹中“思理道”、“探政理”，最被误解的莫过于在《通典》一书中用了近半的篇幅来记述礼仪沿革。长期以来，一直以为这是该书的重大缺陷。甚至有的论著批评杜佑从强化封建等级制度、巩固封建统治出发，“对于那些本来不属于史学范畴的‘礼’，大量加以记载”，“造成臃肿而不协调”。
其实，礼从其产生之日始，就是作为人们行为规范、法规和仪式而干预整个社会的。在其后的发展演变中，一方面形成一朝一代的礼仪制度，另方面又因习成风，变为一家一姓的“良风美俗”。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礼仪记录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演进的轨迹，既包含有大量维护封建等级和强化封建统治的内容，又容纳着我们民族传统的诸多基本方面。将其排斥在“史学范畴”之外，未免眼界过于狭窄；以其篇幅多少判定维护和强化封建统治的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