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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的性质与得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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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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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朝往往不禁婚。三国魏袁准认识到中表关系实为一相近之旁系血亲，首次提出了“中外之亲，近于同姓，同姓且犹不可，而况乎中外之亲乎？”的观点。杜佑不仅专录了袁准的“内表不可婚议”立为条目，而且在凶礼十七“为内外妹为兄弟妻服议”条的“议曰”中再次肯定袁准之论为“诚哉”，并进一步指出“姨舅之女，于母可谓至亲矣，以之通婚，甚黩情理”[20]。三为尊卑不婚。古来，外姻尊卑不婚习以为常。唐高宗永徽元年，以外姻之辈行，无论有服无服，类多禁婚。“外属无服尊卑不通婚议”条纪录了当时的争议及禁婚范围：“父之姨及堂姨母、父母之姑舅姊妹、堂外甥，并外姻无服，请不为婚。”[21]由这时起，迄至于清，大体准此。这些内容，恐怕很难说是为了“维护和强化封建统治”吧！
上述婚姻禁忌的三项内容，以及由婚姻而形成的五宗、九族和亲族服制，都是反映古代中国社会关系的极为重要的方面。恩格斯曾经指出过，“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异同”，是“一个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这种亲属制度可以表现单人的数百种不同的亲属关系。”[22]透过嘉礼、凶礼中的大量记述，不难揭示出“这种亲属制度”是如何成为制约当时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的。这是个很庞杂的问题，限于篇幅等因素，有待专题讨论。这里只把它作为杜佑考察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提起研究者们的注意。
丧礼和祭礼，既反映人们的鬼魂崇拜观念，又贯穿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丧葬问题是嫁娶之外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又一重要内容。其中，由于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别和鬼魂崇拜观念的不同，厚葬与薄葬便成为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比较各代礼仪制度，“汉礼明器甚多”，重厚葬。三国魏大革其弊，晋世因之，明器“皆省”。南北朝虽有侈靡者，然其葬大多为俭。至唐，则屡有禁戒。杜佑注意到这些变化，在凶礼“丧制之四”的“荐车马明器及饰棺”条详录了周、唐之制，对后汉、北齐、隋制则简单记述。在周制的“说曰”中，他强调《礼记·丧服小记》所云：“陈器之道，多陈而省纳之可也，省陈而尽纳之不可也。”同时引郑玄注进一步说明“多陈之谓，宾客之赙器也，以多为荣；省陈之谓，主人之明器也，以节为礼。”叙唐制则录存了两次供明器的规定和一篇上疏。睿宗太极元年唐绍上疏指陈“王公百官，竞为厚葬”，“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玄宗开元二十九年敕令“于旧数内减”明器，三品以上由九十事减至七十事，五品以上由七十事减至四十事，九品以上由四十事减至二十事。“庶人先无文，限十五事”。并“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木及金银铜锡”[23]。从杜佑有选择的记述，既可看清古代厚葬与薄葬的演变之迹，又表明他本人反对厚葬的立场。棺椁的演变，也反映厚葬、薄葬之争。杜佑叙周制，重在棺椁形制的进化；叙唐制，则在节葬，仅记“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缕彩画施户窗栏槛，棺内又不得有金宝珠玉。”[24]
墓祭和上陵，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风俗。书中专立“上陵”条目，叙述这一风习的发生及演变。三代以前无墓祭，秦始建寝殿于墓侧。西汉因秦，帝王陵墓皆有园寝。东汉谒陵礼始备，三国魏、西晋革上陵之礼。东晋方始，即有谒陵、辞陵之事，但终因争议，时复时辍。南朝宋、北魏又复汉仪，谒拜不止，至唐再成制度。高宗永徽二年请依献陵故事，“每朔及月半上食，其冬夏至、伏、腊、清明、社等节日亦上食。”玄宗开元二十年下制：“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宜许上墓同拜扫”，并“编入《五礼》，永为恒式”[25]。这条记载还说明一个问题，即古代的某些礼仪，并非都由统治者作出规定强制推行而成为习俗；相反，倒是某些习以成俗的东西又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便被随时顺势地记入礼仪条文，成为某种规范。这正是礼与俗相辅相成的关系。
丧葬中，另一颇受重视的问题便是合葬。卷八六“葬仪”条尽管记述繁琐，仍可寻出有关合葬的演变之迹。合葬始于周公，其后长期有争议。武则天合葬乾陵，又引起争论。严善思的上表，较系统地考察了葬仪沿革，以西汉多不合葬，“魏晋以降复有合葬者”，希望“依汉朝故事，改魏晋之颓纲”，并认为“合葬者，缘人私情；不合葬者，前循故事”。同时指出，“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会；若以死者不知，合之复有何益？”杜佑详录严善思上表，既借以考察了合葬的沿革，又保存了研究无神论思想的素材。凶礼中的“招魂葬议”亦值得注意。东晋元帝时，关于招魂葬有过一次辩论，杜佑特意保存了这场争论的起因、各家主要观点。借助这份记载录，可以知道当时关于形神问题的一些片断认识。王裳以“形神本相依”，人死“无形可依”为由，反对招魂葬。这比那种“人死神浮归天，形沉归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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