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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的性质与得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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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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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为宗庙以宾其神”，“衣衾以表其形”等的认识，更较进步。[26]这场辩论虽然不能与160多年后关于神灭问题的那场辩论相比，但毕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早的一次涉及形神问题的讨论。
“始于冠”的冠服之礼，纪传史大多载入“舆服”或者“礼仪”等志。它们记述冠服，基本是“各依品秩，以示等差”[27]。《通典》中有5卷记冠服，杜佑的注意力与纪传史志有“以示等差”的相同之处，也有不完全一致之点。“君臣服章制度”、“后妃命妇服章制度”两条中关于袍制的记载，表明中古以前衣着的一项重要变化。据考证，“古者天子以白布衣、素裳为朝服，诸侯以缁布衣、素裳为朝服，皆衣裳殊。后汉始以袍为朝服，不殊衣裳，故司马彪谓袍为古之深衣。”[28]杜佑在引用《周礼·司服》中的“白布衣、积素以为裳”等语后，叙东汉服章只择《后汉书·舆服志》“服深衣制，有袍”等数句，表明他是清楚地看到东汉始以袍为朝服的转变。女服恰恰相反，南朝齐、梁前后，后妃命妇朝服由连衣、裳而一者转变为不相连的“上圭下属”或“皂绢上下”、“青绢上下”了，即由袍转而为衣上裳下。此外，“君臣冠冕巾帻制度”[29]等条，显然是关于各类帽子和头巾的简史。由冠服及于舆辇，《通典》以3卷篇幅记车铬、舆辇。为指南车、记里鼓车立专条，大约还是第一次。从车辇制度的变化，亦可窥见古代主要交通工具进步的大略。
“大享明堂”条，集录了中唐以前宫室建筑的基本素材，反映着我国古代建筑的某些特征和达到的最高水平。西汉以前，由于只有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祭祀天地和祖先的主要场所在明堂，明堂即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建筑，因而形成中国古代建筑以宫室为特征的传统。唐尧、虞舜以五府祀五帝，夏以世室享祖宗，殷称重屋，周始为明堂。杜佑引《周礼》，自夏之宗庙、殷之王宫正室，至周之明堂，规模渐次扩大，反映上古宫室建筑的水平。西汉以后，明堂的规制各朝议论不一，皆临时增损，书中叙述从简。唐高宗总章年间下诏具明堂规模，虽然“群议未决”，未能创建，但却形成一份“错综群言”、“斟酌前载”的设计，代表当时可以达到的最高水平，杜佑详录了这一内容。武则天“不听群言”，“自我作古，用于适时”，于垂拱四年在洛阳乾元殿旧基上创建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分三层，下围绕施铁渠，显然是当时最宏伟的建筑。“于明堂后造佛舍高百余尺”，这是关于宫室建筑中出现佛教建筑的记载，同时反映着佛教崇拜在中国的发展。
“礼”门中关于文化教育、自然科学知识的内容，更不能简单地斥为什么冗文了。卷五三“大学”、“诸侯立学”条叙古代文化教育沿革，卷五五“享司寒”条是关于古代藏冰、用冰的记载。
总之，通过礼仪沿革，了解我国古代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宗法关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面貌，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绝不应排斥在“史学范畴”之外！
粗略考察了“礼”门的主要内容之后，再来分析杜佑对于“礼”的认识。
相当数量的研究论著都以《旧唐书·杜佑传》所载“献书表”中“周氏典礼，且用准绳”的话来指责“杜佑的兴趣”在于用传统礼仪束缚人们，以“强化封建等级制度”。维护和强化封建统治，是封建史学的共性，指出这一点，无可非议。但在对每一部史学著作进行具体考察时，则不仅仅是指出其共性，更主要的是看到它的个性以及这一个性又是如何充实共性的。
在“礼”门序中，杜佑这样写道：“圣人以礼示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显然，他把“礼”纳入“思理道”、“探政理”的范畴之中。这当然是为了维护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唐政权。然而，他又有着两点明显的过人之处。
其一，《通典》记述礼仪沿革，与“滞儒”不同。杜佑认为，“礼经章句，名数尤繁；诸家解释，注疏庞杂”。“滞儒”们“空事钻研”的都是些“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而他所主张的是“从宜之旨”，记述的是“便俗适时”的有用内容 [30]。这一点，同他批评儒家经典多是“空言”、历代众贤著论缺少“匡拯之方”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31]，清代四库馆臣对《通典》的这一评价自然也是适用于“礼”这一门的。
其二，杜佑考察礼仪沿革，着重在“古今之异制”，强调“皆贵适时”，恰恰与“周氏典礼，且用准绳”的说法异趣。吉礼七“立尸义”条“议曰”，论“中华与夷狄同”，是从“祭立尸”、“以人殉葬”、“茹毛饮血”、“巢居穴处”、“不树不封”、“手搏食”、“同姓婚”、“不讳名”等方面，也即古代礼仪基本内容入手的。中华进步，由于“渐革鄙风”；“夷狄”落后，“则多仍旧”。接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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