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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的性质与得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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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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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道集》十卷，大行于世”。《治道集》商略治政得失，以议论、规谏为主，是可以想见的。杜佑探寻“理道”不在“规谏”而在“体要”，即从“体要”出发去“探政理”，正是其高明之处。第一，这里的“体要”二字，与《尚书·毕命》中“政贵有恒，辞尚体要”，荀悦“通达体要，以述《汉纪》”中的“体要”二字的内涵不雷同，是指“治政得失”的关键在体制，而体制又是寓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第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颇探政理，窃究始终”8个字。它表明杜佑要从考察“体要”的“始末”中深入地探寻施政的道理，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这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不同的是，司马迁是在社会制度大变革之后提出问题的，认识“变”要容易些。而杜佑是在同一制度自身正在起变化时提出问题的，相对而言，对于“变”较难发现，可他恰恰把着眼点放在了为政的关键――体制变化上，并从这里入手“探政理”，因而极大地推进了司马迁的业绩。综合起来就是：不以帝王个人作为的一得一失为规谏对象，而要从“治政得失”的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中探寻带规律性的施政之道，把“探政理”同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
《通典》的这一旨趣，把古代的史学功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史学的鉴戒功用虽然触及到掌握“理道”的决策首脑人物，但毕竟是以一帝一王的个人作为为对象，并未真正抓住“探理道”的关键。杜佑从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沿革演变中“探政理”，显然比只看帝王个人作为要深刻得多！史学的鉴戒功用大都表现在新政权建立之初，为实现“长治久安”而引前代亡国为戒。杜佑则是在唐政权由盛转衰之际，从现存体制中寻求施政救弊之道。因此，为《通典》作序的李翰认为，其“警学者之群迷”处，正是“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权德舆在杜佑《墓志铭》中也称《通典》“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⑤]。如果把这看作是以史经世的先河，那么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在社会流弊日积、政治危难当头之际，强调从体制中去探寻施政救弊之道，这就形成了与以史为鉴的重大区别。由于这一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以史经世的主张都程度不同地闪烁过光亮。然而，看到体制的弊端，探寻救弊之道是一回事，改变这种弊端，实现社会变革又是一回事。在旧体制未变革的前提下，这种以史经世的主张和史学实践，对于社会变革来说，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正是这个原因，《通典》从体制沿革探寻救弊之道的旨趣才没有收到实际效果，因而长期以来一直未被认识，甚至出现种种歧义。
其次，《通典》突破上千年来各种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传统认识，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勾划出当时社会各主要部门的作用及其联系，比它以前和同时代的任何史书都更系统地描述了中唐以前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以及它们的演变之迹。这也说明，《通典》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典制史。
刘知几总结唐代以前史书的演变，“六家”渐渐发展为“二体”。《尚书》记言，《春秋》、《左传》编年记述当时为人瞩目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国语》分记各国重要政治事件。《史记》第一次记录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内容，包括汉代以前的政治、经济、社会面貌等，但重心在能左右天下大局的代表人物和对社会起过较重要作用的人物上。《汉书》包举一代兴废，“叙皇帝、列官司、建侯王”，又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⑥]等内容，反映“历史过程”更较清楚一些，但仍以帝王将相为主体。魏晋以后，“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断代纪传史，以记每个政权的人物为主；断代编年史，以记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个政权之事为主。唐初官修前代史，包举一代的纪传史取得“独尊”的地位，史书记述重心基本转移到帝王将相的言行举止和一个个政权的治乱兴衰方面；反映“历史过程”面貌或各政权体制的史志，或不予纂修，或残缺不全。与之相适应，史学的功用也只能是以前代帝王的作为来规谏后世在位的人君。
杜佑“探政理”既然不在“规谏”而在“体要”，势必改变史书以记述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基本内容的做法，而把重心放在反映各政权体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方面。唐代以前，《史记》、《汉书》之外，较为完整地反映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的，就要说是《周礼》了。《周礼》“六官所职”，以治民官吏的分工形式反映社会，影响久远，成为一种传统的认识。《周礼》的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其下分设大小官370多人，都有职掌细目。据说这是周公致太平之迹，因此成为一种认识社会的观念。《周礼》的“六官所职”，在其后的千余年中已发生许多变化。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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