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充满感情地说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也。”又说郑樵是以“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迁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由此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郑樵作为一介书生，基本上是依靠一己之力，却编纂成一部章学诚誉之为“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的《通志》，这究竟有什么样的主客观条件？这些主客观条件对《通志》的学术质量有何影响？本文拟对此试加探讨。
一
关于郑樵编纂《通志》的客观条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归纳分析。
第一方面，“会通”的学术传统和已有的学术成果的影响。
郑樵之所以能够编纂一部“会通”的《通志》，从学术思想来看，是因为有着自孔子以来“会通”的治学传统的长期流衍与影响。郑樵强调：“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注：《上宰相书》，《夹漈遗稿》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页。）又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在追溯“会通之义”的学术渊源时，极为推崇孔子和司马迁的为人和著作，指出：“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氏司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修史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