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上分析的文化学术条件以及福建的人文环境，当然不是为郑樵一人而独创或由他独享的。但他却能独异于同时代同地区的芸芸众生，给后人留下《通志》这一学术硕果，这有郑樵自身的主观因素。下面对此略析一二。 

    （一）一生潜心治学的志向。 

    明人周华编纂的《福建兴化县志》称，郑樵“为儿时便有脱略流俗志，长而气识益高，志量益大。”所谓流俗，主要是指时人读书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以求功名或结交名人显贵、以求闻达的习俗。所谓志量就是立志著书立说的志向。他晚年在《献皇帝书》中回忆说：“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通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合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忽忽三十年，不与人间流通事，所以古人之书，稍经耳目，百家之学，粗识门庭。”（注：《夹漈遗稿》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1页。）地方志也记载，他一生中“部使者举孝廉者三、举遗逸者三，皆不就。”（注：魏敬中编纂：《重纂福建通志》，卷188，《宋儒林传·郑樵》同治十年刊本，第41页。）“居乡或累岁不一诣郡邑。”（注：周华：《上殿通志表》，《福建兴化县志》卷六，1936年重刊本，第4页。）这就使得他可比多数的士人节省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求学和著述，成效就可能比常人大。 

    （二）对治学规律有较正确的认识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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