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郑樵由专而通，前后花11年的时间编纂成“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注：《上宰相书》，《夹漈遗稿》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1页。）的《通志》。他自己把编纂《通志》的过程称为是“五十载总为一书”（注：周华：《上殿通志表》，《福建兴化县志》卷六，1936年重刊本，第11页。），这种表述包含着我们所说的由博而专、由专而通的治学过程。 

    第二，注重核实之法。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指出：“善为学者，如持军治狱，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这说明他自觉地把“核实之法”上升到治学规律。他表述的“核实之法”的重要内涵之一是“学问”，“凡书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即己意而求董遇，所谓读书百遍理自现也。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不学问，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注：《寄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二，第13页。）他在说明自己如何写成《虫鱼草木略》时说：“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农圃之人识田野之物而不达诗书之旨，儒生达诗书旨而不识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万物之形不一，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汇。”（注：《通志总序》，台湾新兴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1页。）即要正确认识书本知识与实践知识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他努力将这一治学规律付诸实践。他“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注：《昆虫草木略序》，《通志》卷七五，台湾新兴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865页。）对流传下来的天象、山川地理等书本知识，他同样注意在实践中加以印证和修订。 

    第三，是富有学术批判与创新精神。这种学术批判与创新精神在《通志·二十略》有集中的反映。后人对《通志》有“别识心裁”、“独见别裁”、“发先人之所未见”、“独成一家之言”等赞语，即是对他的学术批判与创新精神的肯定。 

三 

    以上所析的郑樵得以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对于《通志》一书的学术质量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同时也造成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纵然宋代的福建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蕴藏，但毕竟是以民间藏书为主，在品种和版本上都有所局限；同时，福建的自然环境也与其他地区有同有异，所以，即使郑樵个人何等努力地广搜博览，但毕竟见闻有限。反映到《通志》中，就难免有缺漏或错讹，如《地理略》、《昆虫草木略》对北方的山川、名物的疏误就有不少是受客观条件局限所致的。再如，即使郑樵是如何地殚竭思虑，但毕竟一个人的心智有限，想编纂一部“集天下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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