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注:《通志总序》,台湾新兴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1页。)
当然,事实上“会通”的学术传统思想的传承不仅仅局限于孔子和司马迁其人其作。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云:“梁武帝以(司马)迁、(班)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悦)、袁(宏),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综录略仿乎孔(谊)、萧(统),裴璘《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在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盛。”
由此可见,在郑樵编纂《通志》之前,中国“会通”的学术传统及其实践自孔子、司马迁以来一直有发扬光大者,由此在南朝、中唐和北宋产生了具有创新意义、学术影响深远的三种体现“通”之义的史学著作,这就是梁武帝组织编纂的纪传体《通史》、杜佑的政典体《通典》和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这三部著作郑樵在《通志·总序》阐述“会通”之义时虽然没有被引以为例证,但实际上对他编纂《通志》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上引章学诚所言,郑樵的《通志》在体裁上是直接承继梁武帝的纪传体《通史》而来。
就学术积累而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成果到两宋之际已经有了空前丰富的积淀。如《隋书·经籍志》著录的经、史、子、集四部共14466部、89666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与不著录的甲(经)部共597部、9505卷,乙(史)部有857部、29201卷,丙(子)部有967部、22767卷,丁(集)部有856部、17748卷,合计共3277部、79221卷。宋人说“惟有莆阳郑夹漈,读尽下八分书”(注:[明]陈循等撰:《寰宇通志》卷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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