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藏至一千二百笥，作万卷楼储之。”又如方渐的富文阁，进士入仕后并不置家业，而是专意藏书，“尝谓：‘闽人无资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所至以书自随，积至数千卷，手自窜订，增四壁为阁藏之，榜曰富文。”（注：［宋］李俊甫：《莆阳比事》卷六，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委别藏》本，第16页。）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提到：“尝见乡人方氏望壶湖书籍颇多，问其家，乃云：‘先人守无为军（治所在今安徽无为县），日就一道士传之，尚不能尽其书也。’如唐人文籍无不备。”又说：“乡人李氏曾守和州（治在今安徽和县），其家颇多历阳沈氏之书。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荆州田氏之书。”所谓历阳沈氏即沈立，他曾在四川当官，以俸禄购书至数万卷；荆州田氏即田伟，其博古堂藏书有57000卷之多。而莆田氏李氏、陈氏分别因仕宦之便传抄或购得沈、田的部分藏书。又有漳浦吴与，一生担任七任小官，俸余悉用于增添藏书，家中藏书达二万卷之多，其中不少是当时罕见的版本。郑樵曾出游漳浦，阅览其藏书，（在《通志·校雠略）中，郑樵评论道：“漳州吴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一生文字间，至老不休，故所得之书，多蓬山所无者。”
郑樵由于生长于具有繁多的科举成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的福建，长期受这种客观的良好文化氛围的熏陶，获益极大。如读书应试成风的莆田，被人誉为“比屋业儒，俊造如林”、“诗书为八闽之甲”的文化之邦。“诗书为八闽之甲”，不仅指当地文化人才济济，而且也指当地文化载体即书籍收藏丰富。郑樵得以出入著名的藏书家中，饱览群书。除上面述及的方略万卷楼、方渐富文阁、方氏望壶楼等外，又如“方于宝家有三余斋，聚书数万卷。”（注：［宋］李俊甫：《莆阳比事》卷六，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委别藏》本，第16页。）还有林霆，据《宋史·郑樵传附林霆传》称：“林霆字时院，擢政和进士第，博学深象数，与樵为金石交……聚书数千卷，皆手自校雠。”
2.福建较安定的社会环境。
宋代福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远离宋金、宋元战争前线，这为文化学术得以保存、积累和发展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社会环境。正如绍兴十五年（1145年）兵部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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