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比较正确地把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 

    众所周知，结合各人的特点处理好博与专的辩证关系，是古今中外成功学者的共同经验。郑樵走过的是一条由博而专，由专而通的治学之道。他在《通志总序》中说：“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可见，在博与专的关系上，他首先强调要博。为此他作了艰苦长期的博览群书的实践，并且在《图谱略》总结出“求书八法”，这“求书八法”就是他为达到“博雅”境界而步入书山的途径。所以，他45岁时在《献皇帝书》中相当自信地写道：“今天下图书，若有若无，在朝在野，臣虽不一一见之，而皆知其名数之所在。”（注：《夹漈遗稿》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1页。）后人所谓“惟有莆阳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当非溢美之词。 

    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郑樵再分别进行专题研究和著述。绍兴十八年，他回顾了自己三十多年读书和撰著的过程，大体情况是：“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书辨讹》，作《诗传》，作《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序》作《刊谬正俗跋》。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梵书编》，作《分音》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春秋列传图》，作《分野记》，作《大象略》。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草木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采治录》，作《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群书会纪》，作《校雠备略》，作《亡书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图书志》，作《图书谱有无记》，作《氏族源》。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二三年间可以就绪。”（注：《上宰相书》，《夹漈遗稿》卷三，《丛书集成初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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