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通典》的性质与得失 |
 |
时间：2009-7-24 13:46:24 来源：不详
|
|
|
”；政在列郡，“其患也短”[46]等角度论述了二者的得失利害。同时，还在“职官”门立有“王侯总叙”、“历代王侯封爵”两条，分别论其利弊，叙及沿革。杜佑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在《通典》中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地位。不仅魏晋以来的各家立论未录，甚至连分封或封建这样的“节目”也不见。事后，大约杜佑也感到欠妥，便在节要而成的《理道要诀》中专立了“封建”一目[47]，算是一种弥补。
对于唐代使职数量的剧增、职权益重的变化，《通典》中无专节记述，当然也是属于“节目未明备”的问题。武则天至玄宗前后，唐代设官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变化就是使职的大量设置。“开元以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其后，“名号益广”，“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佩印有至四十者。”[48]《通典》仅以“节度、团练、都统等使”附于“都督”条，其它大量使职则不见于“节目”，只是部分地出现在相关的叙述或夹注中。如卷六“赋税下”末尾注文记有“至德、乾元之际，置度支使”，同时提及转运使、黜陟使等。又如卷二一“中书省”叙集贤殿书院，提到修书使的设置。
上举《通典》存在的“去取欠精审”、“节目未明备”者，都是与反映社会结构或社会风习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杜佑虽然忽略了，但与杜佑同时代的苏冕却注意到了。在《唐会要》中，无论翰林院、氏族，还是封建、使职，均单独立目，甚至用两、三卷的篇幅记其损益。[49]马端临比较《通典》与《唐会要》的立目，肯定后者而批评前者，正说明他的眼光也是放在考察社会变革上的。
通过以上全篇分析，就严格意义而言，不能只简单地说《通典》是“载古今制度沿革”的制度史，而必须看到它是一部完整记述中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或者说，是一部反映古代体制变革的巨作。只有这样，才能澄清上千年来的各种歧义，正确评定它的得失。
[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4《通典跋》。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
[③] 《进<通典>表》，《旧唐书》卷147《杜佑传》。
[④] 上引均见《玉海》卷51《典故类》。
[⑤] 《唐文粹》卷68、《全唐文》卷505。
[⑥] 《汉书》卷100《叙传下》。
[⑦]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
[⑧] 《通典》卷148《兵》。
[⑨] 这只是大体的对照，旨在说明《通典》分门的变革，并不包括《通典》分门与“六部所职”的全部内容。
[⑩]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11] 《通典》卷首语。
[12] 《通典》以“非古是今”与“非今是古”对举，故借用“非古是今”表达杜佑的“酌古通今”的思想。――作者补注。
[13] 《朱子语类》卷136。
[14] 李之勤《杜佑的历史进化论》，收《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15]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页。
[16] 详见《通典》卷7《丁中》“论曰”。
[17] 《诗·郑风·丰笺》。
[18] 《通典》卷58《天子纳后妃》。
[19] 《通典》卷59《男女婚嫁年纪议》“议曰”。
[20] 《通典》卷95。
[21] 《通典》卷60。
[22]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页。
[23] 《通典》卷86。
[24] 《通典》卷85《棺椁制》。
[25] 《通典》卷52。
[26] 详见《通典》卷103。
[27] 《隋书》卷11《礼仪志六》。
[28] 任大椿《深衣释例》卷2。
[29] 《通典》卷57。
[30] 详见《通典》卷74《宾》序。
[31] 《四库全书总目》卷81《政书类》。
[32] 详见《通典》卷48《立尸义》。
[33] 《通典》卷58《公侯大夫士婚礼》。
[34] 《通典》卷106《五礼篇目》注。
[35] 《通典》卷106《五礼篇目》注。
[36] 《十六史商榷》卷90《杜佑作通典》。
[37]&n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