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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的性质与得失

时间:2009-7-24 13:46:24  来源:不详
杜佑斥责“有是古者,犹言祭尸礼重,亦可习之”,简直是“滞执”[32] 到家了!嘉礼三中的一则“议曰”,可以视为是一个理论性的总结:

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33]

这哪里是要以“三代制度”为“准绳”,实在是在反对“循往古之仪”了!如果说“探政理”的话,这应当是杜佑所探“理”中最有价值的一点。
从“礼”门的基本内容和杜佑的上述认识可以这样说,《通典》关于礼仪沿革的记述,是其认识中唐以前社会变革的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35卷“开元礼”,虽然有“失于烦琐”之处,但与65卷“历代沿革”并不重复。对于唐代礼仪,书中是分三种情况进行编排的:其一,从沿革的角度记述唐代礼仪,则录入前65卷中,包括《大唐开元礼》撰毕后“仪法续有改变”者,“并具沿革篇”[34]。其二,在玄宗之前已成定制又载入《大唐开元礼》中,而且与叙沿革相关者,则在“历代沿革”部分叙至玄宗前,然后用“制如开元礼”、“仪具开元礼”的方式标明。其三,载入《大唐开元礼》中的唐代礼仪,杜佑“悉依旧文”,“类例成三十五卷”“冀寻阅易周,览之者幸察焉。”[35]这样的编排,使得“历代沿革”65卷与“开元礼”35卷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不能说是“失于重复”。



从后人对《通典》产生的歧说、得失的评价中,亦可寻味出该书的性质。
由于《通典》是通过考察上千年来“礼法刑政”的沿革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古今制度沿革”方面,只知其为制度史,对于它旨在反映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的变革,或“习焉不察”,或“知之者甚稀”。这种状况沿习下来,对于《通典》的认识,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说法。剖析这些意见是否恰当,有助于认识《通典》一书的性质。
关于《通典》的产生,历来有三种代表性的说法。一种以王鸣盛为代表,认为《通典》“以刘秩书为蓝本”,“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36]。所谓“刘秩书”,即刘秩《政典》,问世于玄宗开元末。据《旧唐书·杜佑传》记载,《政典》“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为“分门书三十五卷”,“大为时贤称赏”。这表明《政典》是一部注意综合考察的汇通之作,同时按“六官所职”分门反映社会结构的变迁。在汇通、反映社会结构方面,《通典》可以说与《政典》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但从前面关于《通典》分门与“六官所职”的对照,已显示出杜佑的巨大创新精神,表明《通典》不是什么“以刘秩书为蓝本”。王鸣盛的失误就在于他把《通典》仅仅看作是制度史,又以为《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也是记制度,因而断言《通典》以《政典》为“蓝本”。他没有看到,或者说不可能认识到,杜佑变“六官所职”为“九门沿革”是对观察社会结构观念的一个突破!再一种说法以梁启超为代表,虽然肯定杜佑纂《通典》“卓然成一创作”,却又说它是适应“统括史志之必要”[37]。这也很难使人信服。唐以前的历代史志中,律、历、天文、五行,包括符瑞、祥瑞、征灵等,既不属于制度的范畴,不反映社会结构;又不同于礼仪、舆服等,也不表现社会面貌。五行等志中的都分内容反映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另当别论。所以,对于上述内容,《通典》根本不取。相反,历代史志中所无的选举、兵、边防,由于杜佑视之为当时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因而将这三者同食货、职官、礼等门并列。选举、兵独立为门类,是《通典》首创,并为其后诸史志仿效。这种情况怎么能说是对史志的“统括”呢!显然,梁启超没有认识到杜佑创立选举、兵、边防门的真实意义,又无视历代史志中律、历、天文等志的非社会性,表明他也未跳出《通典》仅仅是典制史的窠臼。第三种认识以章学诚为代表,称《通典》“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38]。实际上,这是梁启超、王鸣盛两家观点的一种折衷的说法,仍然在制度史的范围内兜圈子。
上述三种代表性的意见表明,他们不仅没有认清《通典》一书的性质,而且缺乏对唐代前期各项典志和历代史志纂修趋势的认真考察。
典志的纂修,兴起于汉隋之际。《隋志》史部13类中,“职官”、“仪注”、“刑法”3类,都是记录朝廷“礼法刑政”,反映社会构成的。两《唐志》的著录,沿用了这样的分类,并表明它们经汉隋间数百年积累,到唐前期,不仅数量剧增,在形式与内容方面也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增加新的专题,最明显的就是关于“选举”的著录。《新唐书·艺文志二》职官类著录有5种,其中4种都成书于《通典》之前,尤其是沈既济《选举志》10卷。二是注意考察沿革。《具员故事》10卷外,《唐六典》“以令式入六司,象《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39],是其代表。三是具有一定的总结性。最典型的就是《唐律疏议》和《大唐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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