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认为礼法的精神应该在全国推广，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习俗。他将东汉乱极之时仍绵绵不至于亡的原因总结为廷争和公义，将曹操不敢代汉自立的原因归结为名义，这是将礼法提高到关系国家盛衰的高度上来，从而突出了礼制的作用。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5]（卷5《王制篇第九》）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紧密联系的，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所以《资治通鉴》重点记载的另一方面是“著生民之休戚”。《通鉴》重视民生的问题，这在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中即可得知，其中，他将“生民休戚”和“国家兴衰”相提并论，便是开篇明确其写作宗旨，指出《资治通鉴》这样一部书最终是要“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在有关民心、民生问题上，《资治通鉴》也是浓加笔墨。比如，强调民心不可欺，其曰： 

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4] （卷2《周纪二》） 

这是 强调人 君应取信于民，否则便会出现上下离心，国家败亡的结果。《资治通鉴》还通过汉武帝喜于用兵和与民休息的两件事，以及两件事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作对比，提醒人君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和趣好，因为君主的任何作为，都会导致上行下效的效应，如果君主爱民，那么他周围的大臣也必定常常做一些利民的事情，反之亦然。[4]（卷22《汉纪十四》） 　　

《资治通鉴》从时代对它的要求，到具体撰写中的取材、内容，再到“臣光曰”的评论，无不围绕着“叙国家兴衰，著生民休戚”这一宗旨而展开。 

二、旨在以古鉴今

刘知几在《史通·论赞》篇曾说：“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6](p. 23)司马光作为一个出色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不但有着深刻的历史感，而且有着敏锐的政治感和时代感，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在重要历史事件、典型历史人物之后，发表史论，解说历史事件，总结历史经验，并流露出司马光对于现实政治问题态度和观点，发人深思。 

比如，《通鉴》记载东汉灵帝实行三互法，其后有“臣光曰”一篇： 

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视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4]（卷57《汉纪四十九》） 

司马光认为治理好国家的关键在于任用贤士，否则就是舍本求末，并提醒当今的统治者要引以为戒。显然，这带有提醒统治者注意王安石新法的意味。神宗熙宁二年（1069），当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全面变法，相继实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新法，司马光对此大力反对，并上《论风俗》劄子，指其“好为高奇”，败乱风俗，隳坏政事[3]（卷42《论风俗劄子》）。在侍讲迩英阁时，司马光主张致治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且法当变之以渐[7]（卷15《司马温公》）。他认为：“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适所以扰民耳。”[3]（卷25《论财利疏》）这里我们对王安石新法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暂且不作评论。根据这则“臣光曰”的史论，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认为繁多的法令更易使一些奸吏钻空子，而法令的变动也会使百姓不勘其扰，再次表达了同样观点。可见，司马光并不否定立法，也不否定法制的作用，他只是反对朝令夕改，频繁地更改法令。以至写到五代之际的史事时，他抒发出这么一段评论： 

欧阳修论曰：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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