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天山；《后汉·明帝纪》称白山，《章怀注》作折罗汉，《窦固传注》讹作祁县罗漫山。折罗汉即托罗海之变音。《隋突厥传》称时罗漫；《唐地理志》曰折罗漫山，《薛仁贵传》：‘征铁勒，发三矢，杀三人，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宋史·外国传》称雪山。此曰白峰，盖亦白山之义，盛夏有雪，故名。时罗漫、析罗漫，又折罗漫之讹字也。”[lvii]其三，辨析官私西北史地著作记载的讹误。如《新疆图志》对《西域图志》、《三州辑略》、魏源《北干考》中对天山记载疑误的辨析云：“《三州辑略》云：天山行至巴里坤之东名盐池山，截然而止，伏于地中千余里，至嘉峪关外沙州之东突兀起顶，东行为祁连山。案：祁连山实自南山一支分脉，伏地再起之说不敢信为必然。《西域图志》谓天山自巴里坤分脉北行，而西北至阿尔台山，有龙象回顾之势。考巴里坤西北山势断续起伏，沙碛之中实不能结此大山。魏源《北干考》谓阿尔台山之脉由伊犁博罗塔河之西遶额尔齐斯河、宰桑泊之东北而起阿尔台山。其说近是，但就里数长短以阿尔台山为天山正干，哈密、巴里坤为分支，则一家之私说也。”[lviii]再如辨《西域图志》记载河流流向的错误：“《西域水道记》云：额敏河源出塔城东二百七十余里之额尔和楚克山。额尔和楚克今人呼为额依宾山，盖二而一者也。《西域图志》不言额敏河之所自出，而载鄂尔和楚克所出之水曰布隆郭勒，发源北麓达木郭勒，烘郭尔布拉克发源南麓，皆与今水异名。案达木当即纳木河，然其水实东南流入艾拉克淖尔，与《图志》河流方向不合，盖水名变淆久矣。”[lix]又如《新疆图志》借讨论河源而辨胡渭《禹贡锥指》及徐松《西域水道记》之误。《新疆图志》对此辨析云：“《水经注》：南北二河同流注泽，惟于南河系以牢蘭海，北河下系以蒲昌海，遂启后人之疑。胡渭《禹贡锥指》直以为二海，固属谬误。徐松《水道记》不考古时南北河分行旧迹，而谓一川渠并振古如兹，遽疑郦氏为未审。李光庭非之，又不能确指南北河分趋故道而定以今名，皆非确解。细绎《水经》所叙，河源分南北两大支，源出葱岭山者谓之北河，自姑墨以西兼喀什噶尔、叶尔羌两河言，姑墨以东则指塔里木河言，非若后人专以喀什噶尔为北河，叶尔羌为南河也。源出于阗南山者为之南河。和阗河东北流之水即今额尔勾河也。”[lx]《新疆图志》如此之类的辨析考证还有很多，兹不赘举。当然，由于该书编纂时间较短，且部秩较大，缺乏实地考察，考订中难免有一些谬误和不足，这需要读者加以注意和辨别。
四、《新疆图志》的进步思想价值
《新疆图志》的编纂内容也体现出了一些进步的思想倾向，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第一，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思想，体现了该书编纂者国家意识、主权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新疆图志》中特设的《国界志》、《交涉志》不但是编纂门类的创新，而且这两志的内容更从思想深层上体现了编纂者国家意识、领土主权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新疆图志》设立《国界志》、《交涉志》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通过考证我国国界的历史沿革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其对沙俄侵略、逼迫立约、割占领土的记述，有以史为鉴、警醒国人的重要作用，“俾留心边事者得观览焉。”[lxi]抵御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全书。《新疆图志》痛心地指出：“承平之世，边境敉平，故当日于界务视之漠然”，清廷认为“新疆去俄尚远，边徼之地，荒而不治”，道光二十六年沙俄侵略者开始“于伊犁河建阔拔勒城，治哈部，中国官吏无过问者。咸丰以来，海内多故，俄人乘隙诱我藩属，进寸谋尺，狡起戎心，故咸丰九年因四年構和议及疆事，遂以常驻卡伦为界，于是卡伦以外之地沦失至数千百里。”[lxii]继此，沙俄吞食鲸吞我国领土，并且逼迫清政府相继签订了《中国塔尔巴哈台条约》、《中俄伊犁改订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攫取了通商、传教、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并割占了我国新疆地区大约44万余平方公里的领土。《新疆图志》严正指出：“俄人所占诸地，当日皆在我国势力范围之内，而乘人之乱巧取豪夺，以肆鲸吞，此不仁不义之尤者。西人谓俄人之举动，必俟可乘之机，有如矢无虚发，洵挽强命中之技也。”[lxiii]沙俄正是趁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自顾不暇之机，趁火打劫，加紧侵略我国西北边疆，鲸吞了我国西北大片的领土。光绪十七年，沙俄侵入我国新疆帕米尔地区，英军亦陈兵坎巨堤，虎视眈眈帕米尔地区。光绪二十一年，俄英置中国于不顾，“合谋立约私分帕界”。《新疆图志》针对此事愤慨地指出：“夫据咸丰十年《北京条约》南至浩罕边界为界之语，则帕米尔固我之旧鄙也。俄不能预，更何与于风马牛不相及之英，乃狼狈为奸，逞贪恃暴，攘我局中之地，竟摈我为局外之人。不但北京之约置之不顾也，即《新玛尔格兰约》所谓自乌仔别里俄国界转而为西南，中国界转而为正南者，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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