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体例，但决不是要使历史来适合体例的规定，而是努力使体例能更好地表述历史的变化。编著史书，不可不讲体例，又不可拘泥于体例。正确的作法，应当是根据所撰史事的实际情况和作者表达编著意图的需要，要有体例而又要对体例作比较灵活的运用，要按实际情形有所调整。清人赵翼很懂得这个道理，他认为：班固《汉书》“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皆“经世有用之文”，不能视为繁冗[10]。《契丹国志》具载原文的篇章主要有：卷二十著录文书，计晋表二：晋出帝降表及晋李太后降表。澶渊誓书二：宋真宗誓书及契丹圣宗誓书。关南誓书三：契丹致宋书、宋回契丹书及契丹回宋誓书。议割地界书二：契丹求地界书及宋回契丹书。卷二十四及二十五裒集游方，计卷二十四，收宋王曾之王沂公行程录及富弼之富郑公行程录；末附余靖之余尚书北语诗及刁约之刁奉使北语诗。卷二十五收胡峤陷北记及张舜民使北记。这些篇章都是作者具载“经世有用之文”的表现，反映了作者能够根据史书记载事件的需要灵活地变通体例。例如卷二十著录文书，详细记载了契丹民族与宋朝之间的外交关系，是研究契丹和宋朝关系的重要资料。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澶渊之盟是在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务实主义的巨大成功，是宋辽关系的分水岭。它为一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共处铺平了道路，并通过两个宫廷之间不间断的使团互访得到加强和保障。即使在严重的危机时候，和约仍被遵守，两国从海边到黄河拐弯处的边界被清晰地划界并由双方警惕地守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最重要的是，这一条约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个11 世纪两国的长期稳定和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叶隆礼是具有卓越史识的史学家，对澶渊之盟对宋辽关系的重要意义具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编纂《契丹国志》时将双方交涉的档案史料原文抄录，为后人保存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澶渊之盟”是以两国互致誓书的形式出现的，宋对辽的誓书内容是：“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人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缘边州军，各守疆界……。自此保安黎谳，谨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誓，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候报复。不宣！”[11]契丹圣宗誓书的内容是：“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书：‘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搔扰。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谨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某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殛。专具谘述，不宣。”[12]澶渊之盟基本解决了宋辽两国的领土争端。至此以后，宋辽两国和平相处，互通友好，边境的农业得以发展，榷场贸易互市不绝，有力促进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的条约，但宋朝有限度的妥协让步又是明智的最佳选择，也基本符合封建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游牧友邦交往的惯例，而且，盟约的签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其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难怪清朝藏书家、史学家席世臣在评论《契丹国志》时候，说：“（《契丹国志》）至于宋、辽之交，尤多微意，若澶渊誓书、关南誓书、地界之议、礼物之数，皆详载无遗”[13]。事实上，具载原文为后人保存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材料，其价值受到后世学者的推崇。 

总之，著者在编撰的丰富内涵的发挥和技术上的创新都有所建树，这不仅为更好地记载和表达辽代的客观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保障，而且为中国传统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新鲜的内容其修撰过程中在编撰思想、编撰技巧的灵活运用和发挥，体裁、体例的继承和创新，修撰制度和具体运作的规范和改造等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都值得我们充分地重视并加以系统的总结。

二、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与汉化进程

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的民族，中国古代史学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史家、史著代有新出，史观、史法不断进步，正是这种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的民族特点的反映。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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