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民族的汉化还表现在吸收中原民族的科举制度和伦理道德。辽代在统和年间，颁行《五经》，兴建学校，开设贡举，选举官吏。对辽代科举制度，宋人叶隆礼在《契丹国志·试士科制》中有较详细的介绍：科举“制限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时有秀才未愿起者，州县必根刷遣之。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三岁一试进士，……殿试，临期取旨。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24] 科举取士扩大了辽代统治集团，促进了辽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为儒学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故中朝声教，皆略知梗概，至若营井邑以易部落，造馆舍以变穹庐，服冠带以却毡毳，享厨爨以屏毛血，皆慕中国之义也。”[25]从而给予辽代社会风俗习尚和文化礼仪制度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儒学在辽境内的传播更为扩展和深化，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等汉族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也逐渐为契丹人所认同，成为全社会的道德规范。辽初，上下等级观念不严，如大将麻答随辽太宗入汴京，为安国节度使、中京留守，“出入或被黄衣，用乘舆，服御物，曰：‘兹事汉人以为不可，吾国无忌也。’又以宰相员不足，乃牍冯道判史馆、李崧判弘文馆、和凝判集贤、刘煦判中书，其僭妄如此”[26]。由此使辽代前期的政局动荡，叛乱谋篡者不绝，辽世宗、穆宗都死于非命。但随着儒学所倡导的忠孝等道德伦理观念为辽代社会所普遍接受，辽代专制统治也因此得到不断的强化，辽道宗时还“定吏民衣服之制”，规定“除护卫士，余不得佩刀入宫，非勋戚后及夷离堇、副使、承应诸职事人不得冠巾”，严格上下等级制度，于是辽初较为普遍的僭妄现象，在辽中期后不再重视，皇权较前大为固。

宋辽金元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大时代，其深度和广度超过隋唐。在这一次民族重新组合中，汉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力量继续占有优势，不断地对其它各族人民施加影响。[27]契丹民族与中原政权交往的直接成果就是促进契丹政权更进一步地吸收中原王朝中不少业已成熟的制度因素，在保持其本身既有习俗的基础上融入诸多汉人典章制度的内容，为后来的金和元朝乃至清代的统治提供了参照。根据《契丹国志》记载，辽代行政系统中有所谓的南面官，其中的四京京官，如上京的盐铁使司、东京的户部使司、中京的度支使司、南京的三司使司，还有东京军巡院、中京文思院、南京栗园司等，都与汉家制度无异；至于南面方州官，冠以节度，承以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分以刺史、县令，也略如唐制。可见契丹在与中原交往过程中，由中央到地方组成了主要管理汉人的一套系统，这与其北面官系统构成了完善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行政机构。此外，辽政权对汉律也给予一定的采用和吸收。如《圣宗纪》载：统和元年，大臣以太后预政，枢密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从之；十二年，诏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等。从当时大臣对辽主所进之言，如张砺向辽太宗奏称：“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又言：“此国家大体，安危所系，吾实言之”[28]，可以反映出契丹统治者实行的以汉治汉统治政策的基本思路，这个思想对以后的金、元、清王朝的统治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契丹民族盛衰的经验总结

叶隆礼在《经进契丹国志表》中说：“其契丹国自阿保机初兴，迄于于天祚之亡，立统乘家，凡二百余载。臣奉勑命，谨采摭遗闻，删繁剔冗，缉为契丹国志以进。浅短自惭，笔削莫措。尊王而黜霸，庶几有备于将来；外阴而内阳，益宜永鉴于既往。”[29]总结契丹皇朝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以为宋朝之“资鉴”，是叶隆礼撰述《契丹国真》的宗旨之一。 

在契丹民族历史上，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政治方面他完善了从阿保机开始的官制，使之系统化。他还使契丹的领土继续扩大，使契丹走向了强盛时期。他在位期间，契丹的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此外，契丹的本民族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