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国志》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它详细记载了契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契丹国初兴本末》记载：“古昔相传：有男子承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承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一曰祖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宝活部，四曰纳尾部，五曰频没部，六曰内会鸡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立遗像于木叶山，后人祭之，必刑白马杀灰牛，用其始来之物也。后有一主，号乃呵，此主特一骷髅，在穹庐中”[15]，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叙述了契丹民族的历史。青牛白马故事中乘白马浮土河而下的神人，就是传说中的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谓辽朝立奇首可汗及其八子遗像于木叶山，“后人祭之，必刑白马杀灰牛，用其始来之物也”。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青牛白马所具有的原始宗教信仰形态下的图腾崇拜性质。在契丹民族的发展史上，阿保机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历史表明，契丹民族之所以能迅速地完成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的过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可汗耶律阿保机能够在本民族传统游牧经济的基础上，吸收大量汉人，建州县，垦土地，发展农业。阿保机对农耕文化的认同，也为以后契丹民族奠定了观念转变的物质基础。公元915年，在受族内保守势力排挤，被迫交出首领权力时，阿保机称：“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别自为一部。”[16]表明阿保机对汉民族文化已有了明确的认同意识。在此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公元916年，阿保机抛弃推选可汗的旧制度，登极皇位，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的过渡。从此以后，契丹人开始更积极自觉地吸取汉文化：公元918年，阿保机诏建孔子庙；公元921年，诏定法律，正班爵，并向自己认同的主体文化区扩张。阿保机的利用韩延徽，康默记，韩知古等收容汉人，开发荒地，建立汉城，扩大国家的组织。其中如韩延徽者，作为幽州刘氏政权的使者被阿保机扣留，后来却成为他的心腹之臣，“延徽始教太祖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蓻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17]《契丹国志》的作者也对其赞叹曰：“方延徽屈身牧圉，微述律后一言，终其身夕阳牛背间耳。城郭宫室，谁其画之？威服诸番，谁其翼之？太祖之兴，延徽有力焉。”[18]在制度建设方面，也从建国初的“仪法疏阔”，到任用汉人韩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呈现认同、吸收不断深入的进程。 随着与汉民族的交往日深，契丹民族各阶层对汉文化的认同也不断自觉。辽代前期，契丹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态度，是利用多于接受，即为了有效地统治汉民而不得不宣扬儒学，《契丹国志》中所载“阿保机善汉语”，但却对人说：“我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在这一态度影响下，辽代境内儒学的传播，教育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仅局限于燕云汉民居住地区，不过这种情况到辽代中期就有了极大的改变。辽太宗还在南京设“太学”，为南京士子提供就学之所。由此幽州入辽后，文化教育事业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不断的发展，“人多技艺，秀者学读书，次者习骑射”[19]，使幽州成为辽境内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辽圣宗于统和元年（983年）即位，随即通过整治官吏，改革劣政，宽赋减税，稳定了政局，基本消除了辽世宗、穆宗和景宗时期契丹贵族篡位叛乱不绝的局面；同时在境内进行封建化改革，使其更为注重对汉文化的吸收。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底，辽、宋间订立了“澶渊和盟”，结束了辽、宋之间数十年的战争，使辽代社会经济大为发展，加快了辽代封建化的进程。在和平环境中，随着辽、宋双方外交使节往来和民间交往的增加，辽代朝野逐渐形成一种“学唐比宋”（学习唐朝、比美宋朝）的风气。学唐的目的在于比宋、超宋，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中原文化思想等，如辽圣宗曾“诏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举止”[20]，以促进契丹社会的向更高阶段发展。其结果是契丹社会在进行封建化的同时，全面接受汉文化，并在契丹社会上形成尚文崇儒的一代风尚，由此使辽圣宗、兴宗时期成为辽代儒学广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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