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造寺观，企图通过崇佛迷信活动来麻痹人民，维持其统治。兴宗初即位。由母肖太后执政。她“淫威肆行，刑政弛紊”。兴宗亲政后，先“召僧论佛法”，继以铸银佛像于开泰寺，又以城邑与其弟重元赌博连输几座。道宗当政，不仅出现一日祝发为僧尼者3000余人、“饭僧尼三十六万”，而且授园释、法钧二僧皆守司空，并请僧“设坛于内殿”。1059年（辽清宁五年），又令修大吴天寺，费18万贯，后重修造塔又费10余万贯，总计在33万贯上下。1067年，朝廷下旨征户部欠款，全国才44万，可见耗费之巨。道宗晚年昏愚至极，用人不能自择，竟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降至天祚，其昏庸更超过祖辈。初登位，即“放戒于内庭”，寄佛保佑。在位期间，嬖幸用事，委任非人，而自己又不省政事，好畋猎，沈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当阿骨打进攻宁江州，仍在庆州射鹿，闻之竟“不介意”。至1121年（保大元年）女真兵攻克上京，年年丢城失地，而他仍狩猎如常。特别在出现贵族耶律章奴之变、金兵已取辽东京地、境内人民纷纷起义的1117年（辽天庆七年），竟七月猎秋山，八月猎狘斯那里山，9月猎辋子山，不恤国政达于极点。所以，作者尖锐地指出；“前史称一秦既亡，一秦复生。天祚之阿骨打，即唐季之阿保机也。大势既去，则泾波浊流；适丁斯时，则人事冥合。方契丹之初，起自阿保机，同光酒色之祸，每每鉴为覆辙。数世后，游畋射猎，虽或有之，而四时迁徙，迄未尝有定制。内耗郡邑，外扰邻封，以至捕海东青于女真之域，取细犬于萌骨子之疆，内外骚然，祸乱斯至。重以天祚不道，禽色俱荒，嬖幸用事，委任非人，节制孱庸，部曲纷扰。强盗在门，宁舍婴儿之金；虎狼出柙，谁负孟贲之勇。观夫孱主，可谓痛心!然存亡迭代，亦冥符不偶欤？”[35]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封建帝王因循怠惰、荒淫无耻的强烈不满。叶隆礼以敏锐的视角，在史著中大量记载了这方面的材料，反映了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参考文献：
[1]苏天爵《三史质疑》谓：叶隆礼、宇文懋昭为辽、金国志，皆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于传闻。盖辽末金初，稗官小说中间，失实甚多，至如建元、改号、传次、征伐及将相名字往往杜撰，绝不可信。（《滋溪文稿》卷25）
[2]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之上，1825年海山仙馆丛书本。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1史部6：“特诸家目录所载，若辽庭须知、使辽图钞、北辽遗事、契丹疆宇图、契丹事迹诸书，隆礼时尚未尽佚，故所录亦颇有可据……惟其体例参差，书法颠舛。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至杨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又书为奉宋孝宗敕所撰，而所引安国说，乃称安国之谥。於君前臣名之义，亦复有乖。今并仰遵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
[4]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首《经进契丹国志表》，嘉庆二年扫叶山房刻本，下同。
[5]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9。
[6] 白寿彝：《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7]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3《后妃传》。
[8] 叶隆礼 ；《契丹国志》卷14《外戚传》。
[9]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
[10]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清光绪三年刻本。
[11]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0。
[12]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0
[13] 席世臣：《契丹国志扫叶山房校刻本》卷首。
[14] 瞿林东：《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15]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
[16]叶隆礼：《契丹国志向》卷1《太祖纪》。
[17]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卷16《列传》。
[18]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6《列传》。
[19]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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