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脱下缁衣，投身戎伍之后，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一支军事力量的首领。值此干戈扰攘、群雄逐鹿之时，朱元璋知人善任，文有安邦之臣，武有定国之将。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朱元璋此时的施虐冲动被有效控制。对朱元璋这样的攻击内驱力极强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对自己这一阶段的克己内省工夫印象颇为深刻，立国后还曾向李善长追述说：“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礼，则百事俱废，所以常自检点。”[6]朱元璋这里所说的身、心、礼，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此时他力图以自我抵制、导引本我，使之合乎作为社会道德原则内在化的超我。由于儒士的介入，这一时期是朱元璋超我形成、发展的关键阶段。朱元璋自幼失学，民间流行的儒家世俗伦理对他当应有所影响。但儒士们阐述的治国天平上的大经大法，却是他前所未闻的。儒士们将这些大道理与得天下、安天下之道相联系，正好迎合了朱元璋此时的心理需要，因而很容易为他接受并付诸实践。儒士们向他谈得最多的，是“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7]一类的仁义之师所应遵循的原则，并视此为平定天下之根本。如朱元璋到徽州，向唐仲实等人请教说：“尔能博通古今，必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回答：“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8]在得天下的欲望的驱动下，朱元璋的超我迅速发展，他不仅注意用圣贤训诫约束自己，也用以治军驭人，严禁部下掳掠杀人。

当然，一个攻击内驱力很强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的。立国之前，朱元璋也有暴怒杀人的表现。朱元璋下令禁酒，名将胡大海之子胡三舍犯禁，时大海正经营浙东，都事王恺虑其不安，请求宽宥，朱元璋暴怒，竟抽刀亲手杀死三舍[9]@。朱元璋命朱文正往镇江西，以儒士郭子章等辅佐参谋，后文正荒淫不法，朱元璋以郭子章等不谏阻，悉数诛杀，文正部下随从、头目50余人皆被挑断脚筋[10]。朱元璋严格执法是正确的，但竟至亲手杀人，株连无已，甚至使用挑筋酷刑，不可否认是有满足自己施虐心理的因素。对于一些拂逆其意的小人物，朱元璋也不是简单地惩处或诛杀，而喜欢进行肉体折磨。朱元璋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并拨与歌妓十余人。宴间，叶国珍命歌妓脱去皂冠、皂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奉命暗中监视的内官一回报，朱元璋大怒，命壮士拘执叶国珍，与歌妓连锁于马坊，还把歌妓们的鼻尖都削去[11]。歌妓以声色侍人，身份卑贱，官员有令不敢违，穿华丽衣服混坐即使触犯法条，亦非她们之过，朱元璋竞削鼻尖毁坏她们赖以为生的容颜，没有强烈的施虐心理的人，是做不出这样卑劣残忍的事情的。

朱元璋曾指出：“此心与身如两敌，然时时自相争战。”[12]用今天的话说，朱元璋意识到了本我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紧张状态。为了实现化家为国的宏伟蓝图，不致功业未就而上下解体，朱元璋极力用自我压抑和控制本我的冲动，“凡诸事必求至当，以此号令得行，肇成大业”[13]。大明帝国建立后，尽管面临着巩固这个新王朝的艰巨任务，朱元璋仍是居安虑危，忧悬于心，但其心境与此前相比毕竟大不相同了。他开始放纵自己的情感，本能冲动对行为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出，暴虐的一面急剧膨胀起来，常莫名其妙地杀人。太学落成，朱元璋前去观察，见某处侈费，立命将负责督造的工部官埋于晷台下。舍人詹希原奉命书写太学集贤门匾额，门字右边一笔稍钩其末，朱元璋大怒说：“吾方欲集贤，希原欲闭门塞吾贤路邪?”竞将詹希原杀死[14]。朱元璋再三要求臣下勇于进言，认为“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15]，但他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臣下常因进言得祸。他曾下诏免江南诸郡秋税，不久又命征之，右正言周衡认为这样做“是示天下以不信”，遂加谏阻。朱元璋自知理亏，接受了周衡的意见，但心里也恨上了周衡，不久就借周衡回乡探亲迟归一日的小放，将周衡弃市[16]。对酷刑的运用，朱元璋兴趣越来越浓。朱元璋听说熊宣使之妹年少貌美，欲收入宫中，员外郎张来硕劝谏说：“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若明取之，于理不妥。”朱元璋立时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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