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谢再兴叛变事件，这无疑会在素性“雄猜”的朱元璋心里投下一层阴影。龙凤十一年（1365），朱元璋曾对“赵普说宋太祖收诸将兵权”大加赞赏[29]，可见那时他已考虑到功臣威胁问题，不过，当时朱元璋还认为不一定非要使用极端手段，因而他批评汉高祖刘邦“内多猜忌，诛夷功臣”，而称赞唐太宗李世民“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30]。即位之后，开始他虽经常斥责功臣们的不法行径，但还是予以优容，想保全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权力越来越热恋，想法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部下之间需要有一个政治空白区，这样最高统治者地位才有保障，他才会感到安全。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正是对这项原则的形象诠释。朱元璋投军之后，受到郭子兴赏识，地位上升很快。攻克和州后，奉命总诸将，除汤和“奉约束甚谨”外，其他将领多与之等夷，“莫肯为下”[31]。其后南渡大江地盘日扩，权力日增，朱元璋与部下之间拉开一些距离，正如《国榷》卷一所说，“诸将以次臣属焉”，但在同心创业之时，双方也就不可避免地保持着一种亲密关系。明朝建立后，君臣名份大定，通过礼仪规定、权利分配，双方之间距离增大。但是，正如朱元璋所说，“创业之谋，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天下是大家浴血奋战共同打下来的，权利的分配也就多有分享性而较少恩赐性色彩。而且大家都起于贫贱，有的功臣还与朱元璋自小相识，一起成长，相互熟悉了解，对朱元璋很难产生臣下对君主所应具有的神圣感。这种情形，自然会使朱元璋觉得功臣的权位离皇权太近。每个最高统治者都需要一个政治空白区，权力欲越强，猜忌心越重，所需要的政治空白区就越大。朱元璋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欲最强、猜忌心最高的皇帝。他不仅取消了宰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以凸显皇位的突兀孤高，还导演了一幕历史上最残酷的“狐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32]。
作为一位由社会最底层升至社会最高层的皇帝，朱元璋既有高度的自尊，又有强烈的自卑。正像心理学研究所证明的，自卑与自尊是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越是自卑感强的人，越要极力维护自尊，常把自己遭受到的微不足道的事情，看成是莫大耻辱。强烈的自卑心理与强烈的猜忌心理、施虐心理在朱元璋身上的结合，又给许多人带来不幸。文字狱就是典型的表现之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中收集了许多例子，大家耳熟能详，此不赘引。朱元璋虽幼年失学，但为人聪慧，于戎马倥偬中孜孜向学，卒至“文学明达，博通古今”[33]，“能操笔成文章”[34]，所撰文辞颇有可观。其于臣下制作望文生义，当不是因为他不懂，而是因为他疑心特重，又很自卑，总是怕别人讥讽他，一旦生疑，则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暴虐的本性便发作起来，而对他来说，别人的鲜血是平息怒气的唯一有效方法。不仅对于文士如此，一般百姓若触犯了他的自尊心，他也同样用严刑对付。一次，朱元璋在京城微服私访，有一老媪指着他称“老头儿”，朱元璋大怒，来到徐达家，绕室而行，沉吟不已，说：“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召来士卒，一声令下，籍没民家甚众。老媪未必能猜出微服出访的朱元璋是当今皇上，称老年男性为老头儿，乃民间常用之语，似不为过，竟至勾起朱元璋施虐本性的一次大发作。南京人好做灯谜，一次朱元璋于上元夜微服观灯，见一灯上画一妇怀瓜，猜出谜底是“淮西”，忿恨不已，次日“令军士大戮京民，空其室”。[35]朱元璋及其功臣宿将多为淮西人，这里与江南相比，文化程度低，江南人对淮西人的粗野无文颇为鄙视，文人贝琼在朱元璋则占据集庆时曾作诗谓“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36]，鄙薄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对江南人的看法，朱元璋当然清楚，建国后利用强权多所摧抑。这次做灯谜者无意中勾起朱元璋新仇旧恨，遂致兽性发作，血流成河。
早在洪武九年（1367），平遥训导叶伯巨就上疏指出，“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37]。到洪武中后期，杀戮愈甚。其中许多是该杀的贪官污吏，但无辜丧身者也为数不少。究其原因，攻击冲动与施虐倾向固为根本，亦与朱元璋在理想政治模式实现无望的情况下所遭受的心理挫折有关。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人成功的经验会提高以后的抱负水平。朱元璋由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为一代开国君主，这种巨大的成功使他的自大心理严重膨胀，自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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