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朱元璋为了治国安民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所盼望的理想社会却总是未能出现，这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所谓挫折，是人们在有目的的活动中，遇到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和干扰，使其需要或动机不能满足时，所产生的消极的情绪反应。主体在产生挫折感时，自然要对其目标实现的阻碍因素进行分析。朱元璋“皇皇宵昼，思洽穷源”[41]，认定民生不安、天下不治是害民者太多所致。由于朱元璋少年时遭受过深重的痛苦和灾难，使他对秩序井然、民生安乐的社会产生强烈的追求欲望，从而在他身上缠附着对作为理想社会的破坏者“民害”特有的病态性关注。他认为，官吏是一群最大的害人虫。如果说，洪武前期朱元璋尽管多次发出过“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42]的抱怨，但对“必得于全材”并未失去希望，对官员的不满也主要集中在处理政务能力的不足上，那末，到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已对官员完全失望。在他眼里，官员成了行政机器上一种不得不保留的“邪恶”，本质上都是卑劣的、害民的，只能利用不断更新的方法以求把危害程度降到最低点。在编写《大诰三编》时，在痛斥了“奸顽之徒，未尝肯格心向善，良民君子每被扰害，终无一岁优闲”后，竟发了“朕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的感叹[43]，足见其失望之深。对于胥吏，痛恨尤深，三编《大诰》中言及吏害之处，比比皆是。如《大诰·吏属同恶等五十一》谓：“一切诸司衙门吏员等人，初本一概民人，居于乡里，能有几人不良。及至为官、为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虽刑不治。”游手好闲、不务生理的游民，也被朱元璋视为严重的害民者，在给户部的一项敕谕中，他说：“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安其生也。然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瀛于游惰。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然欤?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则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兴也?”[44]

对挫折的承受能力，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具有极端性格的人承受能力较低，挫折常使他们产生极端行为。不幸的是，朱元璋正是一位属于暴躁型极端性格的人，面对政治期望不能实现的重大挫折，他是无法忍耐克制的，他必须有所发作。攻击本是遭遇挫折时常见的一种情绪性反应，对于朱元璋这样一位攻击内驱力极强、具有施虐偏好的君主来说很自然地就采取直接攻击方式，将愤怒情绪直接发泄到他认为应对他的理想不能实现承担重要责任的人身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对贪赃害民的官吏和不务生理的游民的大规模严酷打击，无数的人，包括许多无辜的人，死于非命，也有许多人被罚作苦役或发配充军。练子宁在廷试策中写道：“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区区小故，纵无穷诛，何以为治?”[45]朱元璋虽“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但并未接受他的意见。在治国思路上，朱元璋正好与练子宁相反：不纵无穷之诛，震慑人心，清除民害，治从何来?

三

朱元璋的滥杀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之上的一系列杀戮行为，给明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当承认，朱元璋的这些极端行为，尽管颇有些矫枉过正，但确实给平民百姓带来一些切实好处。平民百姓是位于社会底部的阶层，常常遭受欺压和侵害。大体说来，当时对平民百姓生活造成严重损害的三类人，一是上瞒下欺、渔肉百姓、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二是力行兼并、巧取豪夺、作威作福的地方豪霸，三是不事生产、敲诈勒索、为害乡里的逸民流氓。这三类人，正是朱元璋残酷打击的对象。经过这些大规模地诛戮打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兼并，加强了自耕农的地位，减轻了强加或转移到农头上的各种赋役、摊派和勒索，减少了游食寄生阶层的人数，使百姓增强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