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朱元璋之所以“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55]，把重典政策奉为治世圭臬，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在他身上，存在着强烈的攻击冲动和施虐偏好。明朝建立前，为了实现创业大计，他基本上克制住了自己的情感不使之暴发，但在正式登上皇位后，则开始放纵自己的本能冲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冷酷暴虐，成为心理严重变态的杀人狂。他不仅滥杀无度，而且对杀人手法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创制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新奇酷刑。洪武时期大大小小的杀戮行为，都应该首先放在这一心理基础上加以理解，当然也应充分注意其他心理因素对其滥杀行为的促发作用。如功臣集团的覆没，与朱元璋深刻的猜忌心理有关；文字狱的出现，既与猜忌心理有关，更与其自卑心理相连；至于对害民官吏和游民逸夫的诛戮打击，则与其政治理想不能实理造成的挫折心理是分不开的。朱元璋的滥杀，虽有助于清除贪官污吏、地方豪霸、逸民流氓等各类害民者，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也造成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如窒息了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降低了官僚集团的素质和治政绩效，就是对于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损害。而且，还给后代子孙树立了恶劣的样板。道德与法律，对于社会秩序之维持都是不可或缺的。先秦时期，统治者就将礼与刑奉为治理国家的两大原则，秦汉以来，历代帝王更是多将儒、法之道融汇运用。刑罚之设，自不可免，最高统治者大权在握，滥杀之举亦不鲜见。不过，像朱元璋这样杀人如此之多、手法如此残酷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不从其个性心理特征入手加以剖析，委实难以理解。

[1] 赵翼《甘二史札记》卷32《胡蓝之狱》。

[2] 《天潢玉牒》、《皇明本纪》。

[3] 《明太祖实录》卷39。

[4] 王文禄：《龙兴慈记》。

[5] 王文禄：《龙兴慈记》。

[6] 宋濂：《洪武圣政记》。

[7] 刘辰：《国初事迹》。

[8] 《明太祖实录》卷6。

[9] 《明史》卷133《胡大海传》。

[10] 刘辰：《国初事迹》。

[11] 刘辰：《国初事迹》。

[12] 宋濂：《洪武圣政记》。

[13] 宋濂：《洪武圣政记》。

[14] 祝允明：《野记》。

[15]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l。

[16] 徐须卿：《翦胜野闻》。

[17] 刘辰：《国初事迹》。

[18] 徐须卿：《翦胜野闻》。

[19] 《天潢玉牒》。

[20]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l。

[21] 《天潢玉牒》。

[22] 《明史》卷129《宋濂传》。

[23] 徐须卿：《翦胜野闻》。

[24]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3。

[25] 徐须卿：《翦胜野闻》。

[26] 吕毖：《明朝小史》卷1。

[27] 徐须卿：《翦胜野闻》。

[28] 祝允明：《野记》。

[29] 《明太祖实录》卷15。

[30] 《明太祖宝训》卷4。

[31] 《明史》卷126《汤和传》。

[32] 赵翼《甘二史札记》卷32《胡蓝之狱》。

[33] 赵翼《甘二史札记》卷32《明祖文义》。

[34] 徐须卿：《翦胜野闻》。

[35] 徐须卿：《翦胜野闻》。

[36] 贝琼：《贝清江先生诗集》卷5。

[37] 《明史》卷139《叶伯巨传》。

[38] 徐须卿：《翦胜野闻》。

[39] 《明太祖实录》卷176。

[40] 刘三吾：《大诰三编后序》。

[41] 朱元璋：《御制大诰续编序》。

[42]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36。

[43] 朱元璋：《御制大诰三编序》。

[44] 《明太祖实录》卷177。

[45] 《明史》卷141《练子宁传》。

[46] 《明史》卷285《文苑传》。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