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应看到，朱元璋的滥杀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亦是十分严重的。第一，大批文人学士横遭杀戮，使得文化界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恐怖气氛，从而窒息了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的发展。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国，对南人在政治上采取压制政策，但在文化统治方面，却颇为疏阔，南方士人虽仕途艰难，但却能留连诗酒，抒发胸臆。即使是在元末的战乱时期，由于割据群雄多采取延揽知识分子政策，文人学士们不难觅得一方安居之地。但在朱元璋统治时代，士人们却经历了一场浩劫。以素有“人文渊薮”之称的苏州为例，元末割据其地的张士诚“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46]，出现了“盛稷下之儒”[47]的局面，文风极为昌盛。朱明立国后，吴中士人饱受摧残，如驰名诗坛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竟无一人免于朱元璋之毒手[48]。著名士人骈首就戮，使文化事业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而尤为严重的是，幸存下来的士人为保护身家性命，不得不对自己的思想感情严加钳制，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生命力。《明史·儒林传》谓明初儒者“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可见其时文化学术已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僵化保守境地。

第二，朱元璋对功臣宿将的集中屠戮，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战争是由人进行的，军事人才是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战争的检验和磨练，明初中央政府拥有许多富于才干的将领，他们奉命四出征讨，练兵屯守，起到很大作用。这些将领功高震主，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朱元璋加以打击、限制，也是势所必然。但是，朱元璋矫枉过正，采取了毁灭性打击方式，“元功宿将相继尽矣”[49]，遂致中央政府缺乏将才。朱棣在朱元璋死后敢于发动“靖难之役”，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建文帝的失败，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经过朱元璋的大肆诛戮，他无将可使。首先派出的耿炳文虽是幸存下来的老将，但缺乏总制大军的经验；继尔派出代替耿炳文的李景隆，更是缺乏军事才能的纨袴子弟。以致朝廷方面在军力上虽占据优势，却节节败退，最终帝座易主。皇家内部的这场争斗，使刚刚从元末战乱中恢复起来的社会经济再次遭受摧残，对此朱元璋是不能辞其咎的。

第三，朱元璋虽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但他过分地实施诛戮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给经济带来损害。在惩治贪官污吏时，朱元璋提倡彻底清查，《御制大诰·问赃缘由第二十》规定：“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指，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如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50]。对富户过分地诛戮打击，对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一向富饶的苏州在明初陷于残破，除战争因素之外，朱元璋的严酷打击也是重要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打击富户会壮大自耕农阶层，有利于经济发展。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看到，过于激烈的打击行为，会打断社会阶层的必要发育过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耗费社会积存的剩余财富，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滞碍作用。

第四，朱元璋缺乏节制的诛戮行为，对官僚集团的素质和行政绩效也造成不利影响。其一，许多优秀人才不愿进入官僚行政机构，而是“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51]，朱元璋虽设“寰中士大夫为君用”之科加以网罗，终有遗逸。其二，自愿或被迫进入行政机构的优秀人才，也难以施展其才，许多人甚且不保首领，正如茹太素所说，“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使”[52]。其三，在恐怖气氛下，官员唯唯诺诺，畏首畏尾，很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且，朱元璋一味以严刑恫吓臣下，“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53]。其四，朱元璋依靠诛戮手段使官员队伍不断得到更新，固然可使奸恶官吏不致长久为非，但也使一些循良官吏无法实现其利于百姓的政策措施，如循吏方克勤很有治绩，受到朱元璋嘉奖，后“为属吏程贡所诬，谪役浦江，复以空印事连，逮死”[54]。

此外，朱元璋的滥杀，还给后代子孙树立了恶劣的样板。他虽然一再强调自己洞悉人情善恶，可任意施为，后代嗣君宫生内长，不谙世故，只可依律而行，不可滥用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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