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马克思在总结西方哲学史时，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发展的基线的方法，也被引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被划人唯物主义哲学范围受到全面的肯定，“千年以来，在封建的正统思想的压制下，王安石的‘新学’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而资产阶级学者则非历史主义地把王安石思想又作了各种歪曲，今天应该把这个千年‘未发之复’，梳理清楚”，而司马光及程朱理学作为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受到批判和否定。[97]改革开放以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思想均被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后20年的王安石变法研究，虽然与此前30年相比有了不小的变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但从总体上讲，由于社会气候的大局，仍然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唯物史观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这一时期出现的肯定和否定意见均未出马克思主义史学讨论的大范围，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价值标准的不同取舍产生的不同认识而已。而且20世纪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肯定性意见在20世纪后20年的评议中所占的比重仍大于否定性意见。

以上简要勾勒了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致轮廓，这个轮廓即是贯穿本书的基本线索。依据这个线索，可以清楚地看出决定南宋以降迄今为止，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三点：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700多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二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透过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是非评议900多年的变迁过程，尤足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事件评价是非得失的参考和借镜。研究历史的人们，当你论述历史的时候，你带着什么样的阶级感情、什么样的时代特质、什么样的认知思想，都会悄悄地融进你辛勤耕耘的字里行间，影响着你对历史的判断，你的判断到底接近了多少历史的真相?这是本书所想要尽力表达的追求。

本书稍感遗憾的是未能对20世纪日本、欧美及其他国家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作学术史的梳理。其实这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日本的研究，已发表相当多的论著和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限于本书上述的基本思路，也限于收集的有关资料不足，所以未能将其包括在论述范围之内，只是把日本学者东一夫的一篇简介各国研究王安石状况的短文作为附录附在正文之后，以供参考。附录二所列参考文献仅限于书中引用部分，不包括作者在撰写过程中翻阅而没有引用的部分，其实这部分要远远大于所列书目，例如：仅明清文集就翻阅了三四百种之多。不过，明清资料太多，本书收集范围有限，是故对明清时期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梳理最令作者感到汗颜，需要今后有更多的充实。附录三所收集20世纪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资料索引，尽管下了一定的功夫，但仍不能收集殆尽，有待今后不断完善。

注 释

① 熊公哲《王安石政略》第151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49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③ 如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广铭所著《王安石传记》，就以“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为书名。

④ 王家范《评近几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得失》，《光明日报》1986年6月4日。

⑤ 《人类的起源》(中译本)第7—9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

⑥ 《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序》第10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

⑦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正史类一。

⑧ 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卷二，正史类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⑨ 邓广铭认为《太平治迹统类》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另一种《纪事本末》，今从之。参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3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⑩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崔鸥传》。

⑾ 《龟山集》卷一《上钦宗皇帝(其七)》；《宋史》卷四百二十八，《杨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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