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的消长，也直接影响着王安石变法研究评价标准的变动。众所周知，20世纪50—70年代，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是判断历史问题的基本准绳，“马克思的方法首先考虑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88]因此，王安石变法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便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虽然论者的观点、立场不尽相同，但“中小地主进步论”是这一时期评议王安石变法的主流看法，即：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代表了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广泛利益，同时更多地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代表了大地主、大官僚等顽固反动势力的利益，他们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前进，这是对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这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研究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为儒法斗争的典型材料受到重视，王安石被加上“法家”的桂冠，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被概括为儒法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环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这场儒法斗争，归根到底，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而司马光则是尊儒反法的代表，“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的政治势力的利益。”[89]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理论有了重大改变，急风暴雨式地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工作。随着阶级斗争学说退出历史评价的主导价值体系，王安石变法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新动向，即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争不再是阶级路线之争，而是政策性的分歧。[90]“熙宁新法的两派对立，实际主要是因观念的差异造成的，并由此形成了改革派‘新党’和传统派‘旧党’”。[91]温公、荆公治国的方法都主张变，实际上都是变法派，只是变法的主张、方针、政策不同，因而出现两种政治集团；荆公、温公变法思想的理论根据都来源于孔孟；在变法目的上，温公提出的‘富国安民’与荆公提出的‘富国强兵’在实质上没有区别；致使二公由挚友变成政敌，在于两公的理财主张不同，温公的理财方式在于节流，不主开源；荆公的理财方针在于开源，不主节流。[92]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始终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变法中最受关注的问题。虽然在三四十年代已有多种意见，但是一般多把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阶级利益的冲突和缺乏广泛的阶级基础。[93]五六十年代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变法派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是大地主集团反动势力的强大。“这样一个缺乏坚实社会基础的从上而下的改革，其力量是微弱的，像经不住狂风暴雨的摧折的温室中的

花草一样，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在反动的嚣张的大地主集团的冲击下，便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变法失败，无疑是历史上一个进步力量的失败。”[94]进入80年代以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受到冷遇，不仅有专文对“人民群众是王安石变法成败的决定因素”、“保守派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决定因素”两个“史学界流行的看法”提出商榷，[95]而且讨论变法失败的原因大都转向从变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蜕变以及王安石的个人品质去寻找。

另外，还有一个突出的例证，这就是邓广铭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中节去了1975年版《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的开首章节“北宋建国百年内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只将少部分写入后面章节，这大致反映了邓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一种反思。1987年邓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批判教条主义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所起的消极作用时说：另一个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一一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这本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论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却又把农民的阶级斗争作用拔高，说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到后来，他更把这段话概括为“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话语，这当然就不只是农民的阶级斗争了。我们不应不加思考地把这些话都认作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因为恩格斯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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