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后20年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论文约900多篇，出版专书约80余种。[78]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与20世纪前半叶有很大不同，因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前面提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对二三十年代一致肯定王安石“摧抑兼并、均济贫乏”产生了直接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继承孙中山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最高理想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乎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因而建国之初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在城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由私有制改变成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形式，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通过打击、镇压和改造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称不劳而获的阶级和建立防止贫富两极化的均富机制，实现社会平等。如在城镇工矿企业实行低工资、多就业、低消费型的均富模式，在乡村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这样的社会氛围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即表现在：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对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如同二三十年代一样给以充分的肯定和称赞，甚至把是否坚持“摧抑兼并”看作是熙宁与元丰以后变法性质变化的路标，并以此衡量变法的进步与倒退。[79]

及至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私有制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社会生活观念也由嫉富、抑富转向羡富、扬富，理论界则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种种弊端进行抨击和反思，这些变化都在悄悄影响研究者对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进行新的思考，思考集中两点：一是对王安石试图通过“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来达到“摧抑兼并”的作法，提出批评：“摧抑兼并实质上是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来排斥一般兼并而自为兼并。”[80]“经济政策上的倒退，最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强权干预”。[81]变法“扩大了封建国家赢利性经营规模，官营经济体系发达，对民间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82]二是指斥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措施，不仅没能摧抑兼并，而且加重了“贫乏”的经济负担。[83]这些新思考的背后显然打着很深的时代印记。

(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了再评价。虽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肯定性评价，但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不同，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和时代上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20世纪前半期的肯定又不尽相同，这种不同表现在：

1．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把中国历史分成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个历史时期，两宋处在封建社会阶段，因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社会主义思潮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行为比附王安石新法的观点受到批判。漆侠先生在总结五六十年代王安石变法研究成就时指出：“第一，把王安石变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即放在封建时代的宋代进行考察，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这就从根本上同梁启超混淆时代的非科学的做法划清了界限，把王安石、王安石变法研究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84]胡昭曦先生则直接运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以“不可混淆熙丰变法的性质”为题，对“近些年．来，在台湾和国外的有关论著中，有主张这次变法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也有人认为王安石推行的措施是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进行批评。[85]

2．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中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86]社会主义终究要战胜资本主义，同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战胜封建主义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根据这个理论，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虽然漫长，但在它的后期也产生了瓦解封建社会的新因素一一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商品经济是否发展或发达，是否促进商品经济，就成为衡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程度和检验封建国家的政策、法规以及学术思想是否进步的试金石。

这几乎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讨论中国历史上经济、财政的一个理论范式，当然，对王安石诸项新法的评价也不能例外。因而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后，围绕王安石新法是否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研究者肯定和否定双方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史学界目前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变法‘企图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把国民经济纳入商品、货币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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