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运用近世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大致与出现相对独立的宋史研究一样，亦始于20年代。进入30年代后，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大致一直持续到40年代而不衰。其主要标志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有关论文一百余篇，出版王安石传记及其变法的单行本著作(不含诗文选注及介绍)近10种。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初次印行后迄今有约10种版本行世，如前所述自南宋以降至元明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一直以否定性评议为主流，直到梁启超的《王荆公》才改变南宋初以来的这种局面，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给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56]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如变法的时代背景、动机、指导思想、代表的阶级，诸项新法的利弊，反变法派与变法派的斗争，变法的社会效果及意义，变法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等，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遵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20世纪初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议一改数百年之否定而为肯定，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反映着20世纪前50年的“社会气候”，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当梁启超奋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之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今当千载而后，内忧外患，恐更甚于安石执政之时”。[57]“吾人今日所处之环境，实类似当时”。[58]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思想自然会与梁启超等人主张通过变法改良以图中国强大的思想联系起来，[59]因而梁启超等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学界的一种共识。譬如，蒋作宾为熊公哲《王安石政略》作序时就说“白海通以后，西学东渐，变法维新之说，日腾播于士大夫之口，安石之新法，遂为时论所推重，较之前此称誉安石，如陆象山、颜习斋辈，殆又过之。惟是安石锐意欲行之新法，所为权制兼并，均济贫乏者果与现代之社会政策相吻合乎?其他理财、足兵、恤农、兴学诸端，以视泰西诸国之新政，信能小异而大同乎”?[60]“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61]

其次，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他的民生主义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多有吻合之处。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解释“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日平均地权，二日节制资本”。[62]孙中山把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下，土地和大企业为少数人垄断，造成社会贫富极端悬殊的现象，称为“文明的恶果”，为了避免这种恶果，他提出了土地和大企业由国家经营的主张。[63]并提出实现均富方法的四个方面，除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外还包括振兴实业、普及教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对二三十年代的王安石变法研究，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虽然研究者对王安石诸项新法的实施及作用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在肯定王安石的“权制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上则是绝对的一致。刘峙就在为熊公哲《王安石政略》的序言中说“介甫新政，大抵愤于有宋之积弱不振，锐意富强，其论理财，深致痛于兼并之豪右，以谓‘有财而莫理，则闾巷阡陌之人，皆得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虽欲食蔬衣敝，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犹不可得。’其说与近世西人所谓‘社会主义’及先总理‘企业国营’之主张，实有同契”。更有研究者把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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