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被后世陆续延行分不开。王夫之说“熙丰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皆未久而渐罢。哲、徽之季，奸臣进绍述之说，亦弗能强天下以必行；至于后世，人知其为虐，无复有言之者矣!其元祐废之不能废，迄至于今，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者，经义也，保甲也；有名异而实同者，免役也，保马也。”[41]颜元则更进一步说：王安石“所行法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戌、置弓箭手于两河，皆属良法，后多踵行。”[42]蒋士铨在《读宋人论新法札子》诗中也说：“后来十九遵遗法，功罪如何请思量。[43]日周良霄对此引论说“王安石新法，凡是为后世所沿行的，它便是适应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发展，为地主阶级统治制度所必需的。它是政治制度必须适应并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基础这一基本规律的必然，同时又是前此有关制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44]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此再看元明清人的评价，就不难理解社会气候对他们评议的潜在影响。
明人于慎行说：“募役之法，即今之均徭，保甲之法，即今之坊保，保马之法即今之种马，均税之法，即今之税粮，行之数百年未见其弊。而以经义论策代词赋之法乃选士之良规，永为后法，则其所行岂尽非哉。”[45]魏显国说：“矧引如保甲、保马至今行之无弊，青苗、助役晚近亦时仿焉，论者谓其烦琐，以为奉行非人，则可。概以为弊政，毋乃过矣。”[46]王琼充分肯定熙河之役“宋偏安不振，境土内蹙所以屡困于夷狄而竟至灭亡，如洮泯河不守，则陇右不可保，而关中不得安矣。王安石主议，命王韶破西羌以安陇右，所以诘戎兵强，宋室将为复仇之举，而史臣乃以安石为开边生事，是何偏私之甚邪。”[47]
(五)蔡上翔说自南宋以来，“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但其中间也有为其表襮辩诬的，给予王安石个人品质以高度评价。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人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他们称赞王安石“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人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祈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48]那么，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背景因素是什么呢?下面有三点值得思考：
其一，贺麟先生说：“一个哲学家，亦必有其政治主张，有其所拥护的政治家。如孔子之尊周公、老庄之尊黄帝、墨子之尊大禹。在宋儒朱陆两派中，显然程朱比较拥护司马光，而象山则拥护温公的政敌王安石。象山是哲学家中第一个替王安石说公道话的人。王安石的新法被司马光推翻，他的政治理想，迄未得真正实现。而陆象山的心学被程朱派压倒直至明之王阳明始发扬光大。而政治家中也只有张居正才比较服膺陆王之学。总之，讲陆王之学的人多比较尊崇王安石、张居正式的大气魄的政治家。”同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以得自孟子、扬雄为最多，而与陆王的思想最为接近。”[49]笔者以为贺麟先生的分析符合实际。吴澄有“宗陆背朱”倾向，[50]虞集是吴澄的学生。李绂(穆堂)好辩朱陆异同，是清初朱陆异同论的主要代表，钱穆先生说“穆堂集辩荆公诸端，皆有关政治心术，此于辩朱、陆是非亦有系。盖朱子于荆公，始终议论不一，或不免以爱憎徇俗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二十五卷是晚清以前为王安石辩诬的集大成之代表作，钱穆先生又说：“今《考略》于《穆堂集》辩及荆公诸篇，均加钞录，则元凤(蔡上翔字)此书受影响于穆堂者当甚大矣。”[51]杨希闵《王文公年谱考略节要》四卷，推论二卷是续蔡上翔之作，将其辩诬推向一个新阶段。
其二，陆九渊、吴澄、虞集、章衮、陈汝锖、李绂、蔡上翔、杨希闵均是江西临川人，他们对王安石的褒扬，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南宋以降，王安石不论受到何种的非议或诬谤，而在他的江西老家，人们还是以出了像他这样一位“乡贤”而感到自豪。他们不仅延绵不断地为他供祀香火，而且勇敢地站出来，为历史不公的评价鸣不平，为他所受的历史冤屈辩诬正名。可以说，在近代严复、梁启超为王安石翻案之前，为他喊冤叫屈的大都来自他的家乡。
其三，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是他们与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颜元是清初的反理学斗士，“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52]颜元一反理学、考据之学及词章之学空虚的特点，力倡“实学”、“致用”，将学以致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宗旨。是故“习斋评量宋儒，则不从其道德、学术着眼，即从其所经之事功立论。盖宋儒之所轻，正习斋之所重也。[53]田对王安石的评价即表现了这种所重。“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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