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秦接壤而不断有摩擦，秦也屡占上风，然至秦攻楚之大决战中，仍需“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指秦将王翦，笔者注）”[14]，可见楚的实力之强。导致楚最终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楚错失吴起、屈原的改革之机，内政腐败。而秦却不断巩固了商鞅变法以来的成果，使国势蒸蒸日上，最终灭掉六国，成就大统。

　　随着秦的统一，秦文化上升为统治文化，推行全国。由秦族文化发展而来的秦文化，经历了秦族时期、秦国时期和秦朝时期三个阶段。秦文化的发展阶段表明秦文化由地方文化上升为中央文化，具有地域性又具有超地域性的双重品格。秦族自东夷溯河而上，关中又一度是周都镐京所在地，加之黄河的天然沟通和春秋战国的斗争交融，秦统一后，东西文化间的冲突逐渐减弱，集中表现为秦、楚为代表的南北文化的冲突和斗争。

　　成为统治文化的秦文化推行到楚地时也不得不有所改变。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日书》和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日书》，虽同属一个历史时期，有其共性，但又反映出了南北方各自不同的文化面貌。“如果说云梦睡虎地的《日书》反映了楚重鬼神而轻政治，代表楚文化的面貌的话，那么天水放马滩的《日书》则反映了秦重政治而轻鬼神，是纯粹的秦文化的典籍”[15]。同属一书流布两地，却各有差别，可见楚文化仍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影响着秦文化发生变化，秦、楚代表的两种文化短期内很难完全融合。

　　北方形成的以法家思想指导的规范、有序、条理化的生活方式，与楚地自由、散漫、独立的生活方式相抵触。云梦睡虎地秦简虽然与北方秦简有明显不同，但也反映一个事实，就是秦的统治思想和规则已在专制政府的权威下推行到楚地，这对浪漫之风盛行的楚文化区无疑过于急躁。因为南、北文化的强制同化，会造成社会的极不稳定。秦的统治者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特别秦二世继位后，推行急政，“用法益刻深”[16]，这对自由散漫、浪漫之风弥漫的楚文化区，不啻加重了枷锁，“亡秦必楚”的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陈胜、吴广等九百多人在大泽乡举起了“大楚兴，陈胜王”[17]的旗帜，掀起了反抗暴秦的斗争。并且了为增强号召力，使更多的人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他们还抬出两个人物——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以“从民欲也”[18]。秦、楚人物被列在一起作号召，一方面反映了他们怀恋楚旧人的情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秦的正统合法统治地位也逐渐为楚人所承认和接受，秦、楚文化已呈现趋合迹象。

　　三、汉王朝初期的楚化

　　楚地一倡，六国残余纷纷出动，秦凭借其固有实力，在初期也进行了有效镇压。然而天下已是云集响应，秦的统治岌岌可危。纷起的局面仍然要打着“楚”这面旗帜进行反秦行动。正如范增说项梁时所云：“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而不反，楚人怜之至今……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19]。可见“楚”在当时代表着人们群体心理的一种指向，只有打“楚”这张牌，才能收到好的反秦效果。楚仿佛又回到了战国时纵长的地位，六国的复立者在楚的旗号下行动。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讲，有秦至汉，其间必有楚的法统地位存在[20]。

　　刘邦建立的汉王朝，仍在楚的旗下脱胎而来。以楚人为主干的汉王朝的建立，伴之而来的是楚风北上。中央和地方的实力人物，除刘氏诸王外，萧何、韩信、周昌、曹参、樊哙、王陵、周勃、陆贾、枚乘、严忌、周亚夫、司马相如、朱买臣等，都源自南方楚文化区内，新兴的汉王朝也因此呈现出楚化的特征，“设官多从楚制，置历一仍楚法，色尚和坐向悉遵楚俗”[21]。甚至连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显示出楚化倾向，“变其服，服短衣，楚制”[22]。

　　出身于楚地的汉初君臣，炽烈地巫风对他们影响很深，他们热衷于利用巫文化。高祖在即位之初就在长安置梁巫、晋巫、秦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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