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而主要是靠自己购买而得（当然也不排除侵占）。品官地主的主要来源不是靠世袭而是靠科举。大凡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不拘门第、乡里，若科考试中，便可获得不同品级的官职，参与掌管各级政府的政治、军事、财政事务。就竭力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言，这个等级的地主和其他地主完全一致，而且其中不乏衣冠禽兽、虐政害民之徒。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从宋代品官地主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人，他们博学多识，通达干练，对社会现实有较切身的认识，富有变革和创造精神，要求在施政中照顾更多等级人的利益，以从根本上维持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他们往往和只顾私家或地方利益的形势户、豪强、富商发生剧烈地冲突，对推动历史前进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譬如，秉公执法、蔑视权贵的包拯，提倡改革、善于理财的范仲淹、王安石，进行深沉之思、独树一帜的朱熹、陈亮等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品官地主的出现，无异给地主阶级的最高等级注入了新的血液，是地主阶级内部进行新陈代谢、仍具有相当生命力的表现。隋唐时期的门阀地主，曾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某种积极作用，后来才转为腐巧。现在，宋代的品官地主又开始了同样的历程，它促使社会呈现新的活力而不是停滞或衰落。
其次，农民的身份地位有所变化，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是被剥削、被统治阶级，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而这种创造力的大小，往往与他们所受的封建束缚程度成反比。那么，唐宋时期的农民身份是朝着哪种方向变化呢？在门阀制度下，地主阶级按等级世袭占田，广大无地农民做为部曲、徒附，人身受到庄园农奴主的支配，户籍亦注在主人名下，封建束缚是相当严重的。但到了宋代，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地主阶级主要靠购买占有土地，佃户做为客户编入户籍，比荫附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特别是客户不再被永远地束缚在农奴主的土地上，有了退佃的迁移的自由。如今人经常引用的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诏云：“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折［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年］收田毕日，商量去处，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栏［？］理栏占，许经县论详。”[②]从中可以看出，宋代佃户起移，至少在部分地区，早已发生了。原规定是要取得主人发给的凭证方能他往，结果是常常受到刁难。现在则进一步明确申令，只要每年收获甫毕，客户便可起移，毋庸取得主人凭由。如果主人再行拦阻，政府将对其论处。这道诏令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农民身份史上划时代的文献。当然，它在全国的实施还有一个过程，而且佃农对封建国家和地主的人身依附还存在，除向地主交租外，还要负担丁钱和徭役，所受的剥削仍很苛重。但无论如何，与前代相比，农民身上的封建束缚确有削弱，劳动积极性有了提高，这是宋代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繁荣的重要原因。
第三，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大大超过了唐代。
宋代疆域不如唐代广袤，经济却保持全面、持续地发展。北宋时最高垦田数为五百二十四万余顷（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超过了唐代。宋代粮食亩产量一般在二石以上，在唐代这要算高产标准了；两浙地区，亩产更有高达六、七石的。著名的占城稻在北宋时期传入我国，南宋时江南各地已普遍种植，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因而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南北谷物品种，实现了空前的大交流。茶、甘蔗种植面积扩大，棉花的种植由闽粤延展到江南广大地区，棉织品日渐成为普通人的衣被原料。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大量兴修，“在宋代，至少有496项水利工程收到了效果，而唐代只有91项。”[③]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北方，长江中下游成为了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繁荣区自五代开始向江南扩展，唐代江南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迄于宋代则完成了经济重心由北而南的大转移，这就奠定以后数百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格局。除了农业以外，我们不妨再看看几种主要矿冶产品的最高年课额，它也是极能说明问题的：铁——唐代为二百零七万斤，宋为八百二十四万斤；铜——唐代为六十五万五千斤，宋为一千六百六十万斤；银——唐为一万五千两，宋为八十八万三千两；锡——唐为五万斤，宋为二百三十三万斤；铅——唐为十一万四千斤，宋为二百零九万斤。[④]我们至今所常用的两种能源：煤——在当时已大量开采，并且已成了北方民间的主要燃料；石油——已经运用到军事和医药上。此外如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发达，更为人们所熟知。据费维恺等人研究，我国宋代城居人口比例，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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