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落后民族侵袭先进文明地区的事实，经典作家和中外著名史学家对这些战争的性质及后果都有精辟的论述。如恩格斯就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17]在我国历史上，汉族统治者也曾多次侵犯周边的少数民族，对他们实行民族压迫；但西、北方游牧、农猎民族奴隶主贵族发动的掳掠及其造成的后果，也是毋庸隐讳的。目前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战争都不采用“侵略”、“反侵略”等措词，是有道理的。因为侵略云云，是近代国与国之间发生武装干涉与占领时所采用的术语。但是，这种战争的非正义性及其对历史的严重影响，却是我们不能粉饰和修改，不能随意“处理”的。有的论者认为，无论哪个民族的统治阶级，都有资格建立君临全国的统治，因此，各民族统治者发动的战争，我们应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一视同仁”，无可厚非。更有的认为，宋朝政府已“腐朽透顶”，代表了走向没落、衰亡的地主阶级，而游牧民族统治者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其进犯乃至武力征服全国是“历史的进步现象”。我觉得，如此判断宋代的地主阶级与宋代社会，如此看待当时的战争，是大可商確的。针对这种见解倾向，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曾提醒过一句重要的话，迄今值得深思。他说：“用这样一种简单翻案方式处理极其复杂的民族战争，是很危险的。”[18]

其次，有宋一代出现的另一社会问题是土地买卖的机会增加，地权转移频繁，造成了双重的社会效果。

前面说过，迄于唐代，土地买卖还不是到处可见的，门阀地主的土地主要不是靠购买而得。至宋则不然，随着世族势力的衰亡和品官地主的兴起，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流动和新陈代谢加快，做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很难长期稳定在一定人员的手中，地权转移加快。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日渐使土地卷入商品交换领域，进行买卖成了公开合法之事。顾炎武对此观察的很深刻，他说：汉代称兼并土地的人为“豪民”，唐称为“兼并之徒”，而宋以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19]由被指称“兼并之徒”到公然誉为“田主”，变化可谓昭然。地权转移加速，带来两种社会效果：一方面，是产生了新的土地兼并。北宋仁宗时，“承平寝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20]南宋时，情况更有发展，大将张浚，至少有田六十万亩。陆九渊说：“然在一邑中，……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即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所谓客庄，亦多侨寄官户，平时不能赡恤其农者也。”[21]土地兼并的结果，必然导致大量自耕农丧失土地，引起农民的反抗。宋代有些农民起义，即因此而发。另一方面，它又有助于消除以往的庄园农奴制，使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朝着以租佃关系为主的方向发展。诚如漆侠同志所说：“由土地买卖而引起的土地转移的加剧，使一些老牌地主受到重大打击，一些握有雄厚货币力量的商人转化为地主，这对于破坏世世代代的主奴关系、发展封建租佃制是有利的。”[22]前面说过，宋代农民所受的封建束缚有所削弱，有了转佃的自由，就和这种土地商品化的趋势有直接关系。

关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口号，我们也应作两面观。一方面，它说明宋代农民和整个封建社会的农民一样，受着相当沉重的奴役和剥削，他们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条件，因而提出如此大胆而响亮的口号。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想见，这个口号在唐代是不可能提出的。那时，广大无地农民是门阀地主的部曲、徒附，全部人身都由庄园主支配，世世代代处于农奴地位，谈不上经济上有什么平等、独立的要求。迄于宋代，农民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日渐松驰，他们在反抗地主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进一步在经济领域提出要求，完全是合乎规律的事情。

总之，对于宋代社会出现的土地兼并及农民起义提出的新口号，应该看作是封建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现象，它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在新历史阶段的表现，表明了宋代仍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存在着阶级的对抗。不过，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些视为封建社会已“江河日下”的标志和征兆。

三

宋代产生了理学，它究竟说明了当时社会的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对其进行评价？在这方面，恐怕更难取得一致意见。目前我国多数研究者认为，理学的形成最明显不过地说明宋代社会已处于僵化、腐朽的状态，迫切需要从思想上维护行将衰亡的封建统治秩序。而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学，是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它从哲学高度论证了地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强化了封建的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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