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之选择，火及鬼神之说，皆为中国古代与中古思想家之一般思想背景。”但是，“中国富批评精神之人文主义，到宋代（西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而极盛，此时各类自然科学与技术活动力达于顶点，对宇宙探科学观之伟大哲学成就（即理学），亦肇端于此时，此殊富意义。人文主义运动与哲学运动几乎同时开始于十世纪末叶——此时欧洲远不能望中国之项背也。”他还说，宋代确系中国科学最绚烂的时期，“大体说来，西元一○○○年到一一○○年间，是理学先驱相继崛起的期间，其后百年适符朱熹的一生，而该运动的机势则历久不衰，一直延续到宋朝覆亡，约于西元一二七五年。”他进一步认为：“理学家的世界观显然是与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极为一致。”“富蕴科学物质的理学，此后便与理论、实用科学的各项活动齐头并进，大放异彩。”[26]把上述一番话说得再简明些，就是：宋代自然科学与技术活力达到了顶点，因而出现了对宇宙采取科学见解的伟大成就，即理学。这是当时欧洲所远不能及的。理学家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极为一致。这里还要说明一下，深入探讨理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非止李约瑟博士一人。日本学者山田庆儿便著有《朱子的自然学》一书[27]，对朱熹的自然科学见解及其哲学思想进行了详密的考述，他称朱熹是“被人们遗忘了的科学家”。李约瑟、山田庆儿等的研究，当然不是海外淡瀛。朱熹自幼年起即爱思索天体的奥秘，成年后注释过丹经之祖的参同契，其著作中颇多天体与气象等的论述，近年在福建还发现了朱熹研究自然科学的遗址和墨迹[28]。凡此种种都表明了理学的产生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关系。
第三，理学的核心是它的政治——伦理学说，在当时具有明显的两重性。
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把朱熹做为哲学家来看待，主要是研究他的理、气观的方法论。这无疑是必要的。平心而论，中国古代真正的哲学运动，是从唐宋理学开始的，理学开创了中国认识史上的新阶段。但是有两点我们也是应该承认的：一、不能用唯物还是唯心做为衡量哲学流派历史作用的唯一尺度，过去那种认为唯心主义一定代表没落阶段利益、一定起反动作用见解，已被无数哲学史事实所否定。关键是要具体分析。二、儒家传统的、基本的精神是务实济世，宋代又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理学的主体与轴心，是其政治——伦理学说。朱熹讲理、讲气，是为了体认纲常伦理的境界，并为之进行论证。朱熹的主要言论，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提出种种主张，并为实现这些主张而奔走不息。后来因不得志，方转向著述及教育，重点仍是阐述其政治学说。
问题是新儒学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否只起了有些论者所说的“消极、反动的作用”？是否只能一抹到底？我认为不可如此简单化。事实上，朱熹的思想具有明显的两重性，瑕瑜互见。它既有保守落后、荼毒人心的一面，也有合乎事理、启人心智的一面。限于本文篇幅，此处仅举两例以明之。一、在对金的态度上，朱熹坚决主张抗金，这可说是当时最大的是非问题。朱熹在上孝宗皇帝的《壬午应诏封事》中说：“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隐奥而难知也。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说疑也。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29]他的门生忆称：“先生每论及靖康、建炎间事，必蹙额惨然，太息久之。”[30]不过，在抗金雪耻的具体方略上，朱熹认为应根据形势采取对策。如他说，北宋时国力强盛，求和是错误的。但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南宋的虚弱，他转而认为不可贸然出兵，应是先自强后北伐。这不是对金态度的变化，他的许多政治主张，都是为恢复失土做准备的。朱熹和当时的陈亮、陆游一样，都是坚定的爱国者。二、在正君心、振纲纪、化风俗等纲常说教上，是最难令人首肯的。其实，这个问题也应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去理解。我们知道，唐末藩镇割据，干戈不息，长达六十余年；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又有五十余裁。这除了给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外，给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带来的混乱也异常严重。诚如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所云：“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相沿为故事，到宋祖已第四帝矣。”“盖自唐中叶以后，河朔诸镇各自分据。每一节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军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旄节。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藩镇既由兵士拥立，其势遂及于帝王。”所以他说：“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陵上替，祸乱相导。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31]又如顾炎武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32]因此，如何避免再度出现政治混乱，维持统一局面，大力提倡廉耻名节，便成了宋代社会面临的严峻课题。宋代许多政治家都慨然于道德之亡，大声疾呼予以整肃。如欧阳修云：“盖得其要，则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33]朱熹的纲常伦理思想，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他认为，抗金雪耻、理政恤民都是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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