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孝治天下”，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状况和统治者的成功治国经验等决定的。

汉初的政治状况：如前所述，刘邦“刑白马盟誓”所建立的同姓王分封制，虽然巩固了汉政权，但尾大不掉，一些同姓王不服朝廷统治，甚至谋反，这对汉政权的触动非常大。如何对待同姓王分封制，以晁错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一定要依法打击，并予取缔。就是说，同姓王分封制是祸根。另一种以贾谊为代表的观点与晁错很接近，要么“废分封”，要么“众分封”，但都要采用强制手段来解决。这两种做法都违背了刘邦当年“封建亲戚，以藩屏汉”的初衷。事实上，汉初同姓王分封制的弊端只在于封国过大，不在于同姓王分封制本身。相反，同姓王分封制的长处十分明显：天下一家，异姓休想谋逆。而且，秦始皇当年不封子弟，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一呼，天下响应，秦无“藩”可屏，迅即灭亡，是前车之鉴。汉若想使同姓王分封制既能继续发挥“封建亲戚，以藩屏汉”的积极作用，又能和平地解决封国过大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孝”对其笼络和感召。因为“孝”是血缘纽带中凝聚力最强的范畴，大家同祖同宗，“孝”是理所当然，无论是向中央朝廷“尽孝”，还是“以孝推恩分邑于子弟”，大家都心服口服。

汉初的经济状况：经济基础是小家经济。小农经济在思想上的根本要求是以伦理道德范畴做治国思想。汉初的“黄老之治”虽对其有一定关爱，但“黄老”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精神，对小家经济保护不利。如《史记·平准书》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促进小农经济健康发展，客观上就要求以儒家的“仁、孝” 思想治国。为什么汉代后来“以孝治天下”，没有“以仁治天下”呢？主要是由汉代小农经济的状况和“仁、孝”自身的特质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一直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尽管在西周后期“厉始革典”时就已暂露头角，但真正在整个中国形成气候却是秦汉时期，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才标志其作为一个有生气的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所以，汉代的小农经济仍属小农经济的早期。“仁、孝”作为治国思想虽都源于伦理道德，但二者是有分别的，这种分别来自伦理道德本身。我们今天都认为伦理道德是一个词，没什么区别。其实，在人类初期，伦理是伦理，道德是道德，二者的内涵不一样。伦理专指人们的血亲关系，道德则既包含人们的血亲关系，也包含了非血亲关系。人类最初的社会共同体是血缘家庭，所以伦理关系是人类的初始关系，随着血缘家庭的解体，至少在出现外婚制如“普那路亚”家庭时，才会产生道德。因此，相对“仁”来说，“孝”的范畴更古老。“孝”原是个纯伦理概念，产生于道德出现之前，“仁”则是在道德出现之后的产物。既然汉代仍处小农经济的早期，整个社会还不十分发达，“以孝治天下”比“以仁治天下”，更适合于小农经济的发展。

汉初的思想状况：思想上虽主要以“黄老”治国，但不搞思想专制，允许百家复兴和并存。如惠帝时即下诏“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7]；吕后时又重申：“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8]；文帝时，为了“广游学”，增设《孟子》和《孝经》等博士[9]，还专门派人到伏生处抢救《尚书》[10]；至少在景帝时，已设《诗》、《春秋》博士，当时的辕固生就是《诗》博士、胡毋生和董仲舒都是《春秋》博士[11]；武帝初期，又“置《五经》博士”[12]。汉初统治者对治国思想的探索始终是积极的，在“黄老之治”出现弊端后，文帝曾支持过贾谊“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景帝支持过晁错“削藩”，武帝支持过王臧、赵绾“立明堂以朝诸侯”，但由于怕惹起众怒，这些改革都未进行下去。特别是，晁错“削藩”的失败，连同他所崇尚的“申、商”理论也于武帝元年被罢。[13]汉代统治者经过一番痛苦的摸索，终于在武帝初期发现“孝治”可行，武帝也正是用“以孝治天下”解决了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汉代是怎样发现“孝治”可行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来自刘汉政权对汉初“孝治”的成功经验的总结。早在“黄老之治”时，“孝”就是汉代统治者治国的辅助思想。刘邦在建汉之初，曾倡导尊崇“三老”、上其父为“太上皇”[14]；惠帝“令郡诸侯王立高庙”，“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即首次表彰“孝悌、力田者”[15]；吕后“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即“举孝悌、力田者授官”[16]；文帝置《孝经》博士，除继续举“孝悌、力田” 授官外，还“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17]。尤其是十三年，缇萦上书救父，文帝为其“孝”所感动，还下过《除肉刑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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