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武帝一继位，亦下诏说：“古之立孝，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即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19]即要求严格执行“受鬻法”，使“孝子顺孙得师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只有景帝时期对“孝”重视不够，中央朝廷与各同姓王的关系也最紧张，后期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平叛后，武帝三年，中山王刘胜等来朝。武帝置酒，刘胜一听到音乐响起便哭了，向武帝诤谏道：“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籓，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唯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臣之谓也。”并“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20]后来，武帝“以孝治天下”的决策当与此有关。
《孝经》在汉代治国中的地位
理论界主导观点一直认为,汉代自武帝“崇尚儒学”后，主要以《五经》（《六经》）治国。如有人说：“经学是一门包含有丰富哲学内容的古老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儒家经典，即《易》、《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乐》有声无书，所谓《六经》实际只有《五经》。．．．．．．汉武帝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教授子弟，称为‘官学’。”[21]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正确的一面，但他把经学只定义为《五经》，再完全用《五经》来说明汉代的治国思想，则是片面的。
必须承认，汉代的治国经典，除《五经》外，还有《孝经》和《论语》。汉人自已讲的也不是《五经》治国，而是《七经》治国。关于《七经》，《后汉书·赵典传》引李贤注说：“《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载，秦宓《与商书》曰：‘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谢承《后汉书》言赵典‘学孔子《七经》’。”今人施宣圆等主编的《中国文代辞典》说：“汉代提倡‘孝治’，贵族子弟先授《论语》、《孝经》，连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合称《七经》。”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只讲汉代以《五经》治国，不讲《孝经》、《论语》是不对的。
在《两汉书》中，记载学过《孝经》、《论语》的人很多。如《汉书》：《宣帝纪》载，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师受诗、论语、《孝经》”；《景十三王传》载，广川惠王孙去“师受《易》、《论语》、《孝经》”；《隽疏于薛平彭传》载，宣帝“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後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载，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等。另外，两汉时期，为《孝经》、《论语》作注的人也不少，如何休、郑玄与马融就是三个代表。《後汉书·朱冯虞郑周列传》注引《汉官仪》说：“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其举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可见，汉人确以《七经》为经典。
应当指出，在《七经》中，汉代统治者最重视的只有两经，一是《公羊》，另一即是《孝经》。汉代“崇尚儒学”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假托孔子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22]对此，班固在《白虚通·义德论》中解释说：孔子“已作《春秋》，后作《孝经》，何欲？专制正于《孝经》也！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经》者，夫制作礼乐仁之本，圣人之德已备”。可见，《孝经》的地位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这里的《春秋》不是指《春秋经》，也不是指《春秋三传》，而是特指《公羊传》，汉初人经常用《春秋》做《公羊》的代名词。但《公羊传》只在汉初最盛，到石梁阁会议时，它便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谷梁传》也被立为经，平分了《公羊》的秋色，《公羊》也逐渐走向了暗淡。因此，汉代真正一直走红的只有《孝经》。
在汉代，与《五经》比，《孝经》是必读经。《五经》在原则上不要求“兼经”，即《五经》不必都通或一定要通两经以上，只要求通一经就行。《孝经》则是人人都要读，包括儿童和成人、男人和女人、文士和武夫，甚至包括外国留学生。如《汉书·匡张孔马传》载，匡衡曾上疏劝成帝“妃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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