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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根源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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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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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虽然古代日本同中国一样也用汉字，而且也有不少文人能阅读汉文作品，甚至写汉诗与汉语古文，但毕竟大多不是真正的精熟汉语，在体味中国古诗的韵味及欣赏汉代以前的作品方面，难免有相当的障碍（当然日本古代也有精通汉语、汉诗的人，然而并不多）。所以，古代日本所熟知的中国诗人，其时代最早者恐怕当推苏武。石川丈山专作汉诗，受诸子学派影响，作品多枯燥质直的说教，属载道派，大约对《楚辞》也并不喜欢，也不熟悉。所以，在诗仙堂供奉他所崇拜的３６位中国诗人，没有屈原，而以苏武为首。诗仙堂这３６人均有画像，并且附有各自的诗１首。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汉学的温床。这个诗仙堂不可避免地影响及日本文化层关于中国古代诗歌史的认识，有的汉学家大约在其起步之初便在潜意识中已形成了中国诗人始于汉代的观念。
当然，除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之外，也还有些其他方面的原因，这当中有的是在中国“屈原否定论”产生之后，一些人洗垢求瘢搜寻出来的，有的只是偶然现象，有的当另有根由。比较重要的有两条：
第一条，有的否定论者提出先秦史书中没有提到屈原的名字。这似乎确是一个重要理由。但是，这只是一个默证。不见于先秦史书的记载，尚不能作为先秦无此人的根据。战国二百多年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有所建树的人何止成千上万，然而先秦典籍有记载者才有多少？《史记》中言孙膑有兵法行世，而其名不见于先秦任何典籍，至１９７２年《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同时出土，才使此疑案得结。《鹖冠子》、《尉缭子》、《六韬》，其作者皆不见于先秦典籍，近代学者断为伪书，几成定论。然而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鹖冠子》、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竹简《尉缭子》、《六韬》，证明这三部书都是先秦古书［（９）］。则不见于先秦史料，并非先秦时无屈原其人之铁证。当然，如果按照疑古派的推理方法，一口咬定这一点否定屈原其人，而屈原已死二千余年，死无对证，则对此简单的推论也确实无可奈何。但是，也还算好，１９７７年在安徽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离骚》与《涉江》的残简。墓主夏侯灶是夏侯婴之子，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前１６５），据汤炳正先生考证，其时刘安不过十四、五岁。而《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刘安作《离骚传》乃在武帝之时。则《离骚》为刘安所作的论点不攻自破。又我在先秦典籍中发现了关于《离骚》与屈原的关系的史料，及有关屈原生平的重要史料，而且还发现了一篇屈原的遗文（参本书《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战国策〉中有关屈原初任左徒时的一段史料》、《〈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睢章〉发微》），所以，否定论者所持的这一条根据，已经是完全失去意义了。
第二条，《资治通鉴》中未写屈原事迹。这样，就好像在“否定论”的队伍中树起了一杆大旗。事实上呢？这也是一种片面求证的表现。司马光的《五哀诗》中，有《屈平》一诗云：
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
穷羞事令尹，疏不怨怀王。
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
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
则司马光并非不相信屈原其人在历史上之存在，也不是对屈原或其作品有所批判。重庆师院黄中模同志首先引用此诗驳了三泽玲尔将司马光列在批判屈原及《楚辞》内容的队伍中的观点。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没有反映屈原事迹的原因，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云：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文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
此乃宋人之言，或者是司马光将屈原作为以辞赋而立于天下后世者，略而不载。然而我以为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原因不仅后人未曾道着，在司马光，也当是深埋心底，而不肯道人。这就是：司马光恐王安石与屈原认同，而世人也以屈原目王安石。《资治通鉴》一书始撰于宋英宗之时，英宗在位方４年，而此书历时１９年始成，于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方表进，八年神宗薨，哲宗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下杭州镂板。可以说，整个神宗朝（１０６７—１０８５）是王安石变法的开始与推行期，是变法派与保守派尖锐斗争的时期，也是《资治通鉴》一书的编纂定稿期。王安石与屈原一样，都是博闻强志、王娴于辞令，都以诗名于世；同时，也都是主张变法革新的。《资治通鉴》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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