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格局形成过程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辽宋夏金元是两个重要的阶段。千余年中，中国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通过矛盾、斗争、交往、融合，各自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亦由此据有了愈来愈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交互出现，政局时而相对稳定、时而相对动荡的局面，至元代以少数民族贵族为统治核心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封建皇朝，基本宣告结束。上述两点，决定了魏晋至宋元时期民族史观发展的相对完整性[1]。而其中的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及其统治者所建立的政权对中国历史面貌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得民族史观产生了某些变化与发展，这些变化与发展在受客观历史决定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影响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面貌与文化特征；从史学发展的角度讲，这些变化与发展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使多民族史学的固有特征得到了更为突出的反映。基于这一思路，本文大致依据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民族关系的特点，粗线条地勾勒不同政权下民族史观的基本特征，以求得对这一时期民族史观整体面貌的普遍性认识。
 

一、两宋民族史观的理论形式与史学活动

史学作为意识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重要者，一是客观历史环境的变化；二是占据当时社会主导地位的思想或思潮；三是史学本身的历史传统与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三个方面所起作用各不相同，其各自的影响亦或大或小。纵观宋代史学，在社会相对稳定的北宋时期，史学发展似受后两种因素影响较为明显；南宋时期，由于民族问题异常突出，史学则更多地反映出政治方面的要求。

（一） 正统论的新发展与夷夏之辨的淡化

作为对传统儒学的新的阐释，理学在宋代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为影响社会各个层面的思想潮流，并对后世政治思想及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宋代史学的发展亦不免带有时代的特征，并通过史学著作与史家思想有所体现。具体地讲，受理学影响，对当时民族史观的面貌、特点发生作用的史学思想，首要者当是正统观的时代内涵。关于正统论的起源，一般以邹衍五行说为其发端，历来学者们对它的解释与运用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然究其本质，却不外乎以儒家经典的政治思想概念“天”、“德”、“人心之公”、“大一统”等为根本判断标准，论述某一封建政权是否得其“正”而已，是为史学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大致说来，隋唐以前的正统之说，多侧重于从运次、历数、帝系等五行说角度来展开阐述，故可以“正闰”一词来概括；而隋唐以后的正统论，则多以功业之实为讨论依据，强调“大一统”的成分较多。这说明正统论的发展为了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有一个从五德终始说、运次说的神秘色彩向实用的政治倾向转变的过程，而这一转变，需要历代史家对历史与现实不断的思考、推动，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够完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宋代史家功不可没。

北宋史家言正统，最为系统与最具代表性者，是欧阳修与司马光。前者侧重于从理论角度阐发己意，后者则多通过史书撰述中的论说来揭示主旨。欧阳修论正统的系统观点，集中体现于他的《正统论》上、下篇中。文章的主要论点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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