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辽宋金夏时期民族文化融合的时代特征

民族文化的融合在中国历史上随着民族产生而开始，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融合都各有特点，辽宋金西夏时期，对民族史观的演变发生重要影响的方面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民族文化的发展及相互交流。一般说来，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进行，一种则是通过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来进行。其中以前一种方式最为普遍。对儒家及其经典的尊崇与学习，在辽、金、西夏都成为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与此相应的一些专门制度与机构，如译经所、科举考试等则是文化交融在政治上制度上的直接反映。同时，少数民族在生活、生产方式上的一些独有的优长与特点，亦随着其政权疆域范围的扩展而影响及于汉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以采纳、吸收汉族文化为主的做法不同，辽、金、西夏在建立政权之后，民族文化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如他们都有各自的文字、官制等等，这些都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标志，同时也是他们相互交流、融合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影响也表现在许多方面，如金在立国后很长一段时期都采用契丹大小字作为官方文字；宗教尤其是佛教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如在吐蕃地区占重要地位的藏传佛教，在西夏皇朝同样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10](P524)。与此同时，吐蕃、回鹘以及南方诸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及其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加强。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中国各民族融合在文化方面的进程，已经变得更为广泛与深入了。由于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本民族政权，并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本民族文化，故这种融合对于中华民族及其凝聚力形成的历史作用与意义就更为明显与突出。

第二，各民族政权的正统观念。有宋一代，先后在边疆地区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有辽、西夏、金，它们相互之间除了对土地、人口、财富的争夺之外，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争“天统”，以得中原文化传承之“正”为目的。宋作为中原文化最主要的继承者，其正统观自不待言，而起于边陲的辽、金、西夏，在大一统思想的熏陶之下，在此问题上亦毫不让步。纵观辽代诏令，常见有“天授皇帝”之语，其称宋则以“南朝”呼之，且以“解诸夏之倒悬”[11](圣宗皇帝哀册)为己任，其称与宋有祖孙之情，与夏有甥舅之义，虽不免于不同政权之间的高下之分，但却从这种姻亲关系中确定了各政权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希望通过它来确立辽在各种政治势力中的中心地位。金朝统治者在争正统问题上最为突出的做法是通过祭祀前代帝王，以礼来表明自己的得统之正。这里的前代帝王，指的是传统观念中的神农、轩辕、少昊、颛顼、高辛、陶唐、虞舜、夏禹、成汤以及周文王、周武王等先帝[12]（卷三五）(礼志八)。至于西夏，据《宋史》卷四八五《外国传上》载：元昊少有大志，“数谏其父母臣宋，父辄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这条史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元昊对自己生长其中的“蕃族”文化已颇不满意，产生了要改变它的愿望；二是他决意要向汉文化靠拢，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王霸之业。这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了少数民族在文化心理上与汉族的认同感。

（二） 辽金西夏的史学活动与民族史观

如上所述，随着辽、金、西夏皇朝的建立，本民族文化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包含了史学在内的[4](P518-534)。如他们都曾用本民族的文字编修国史或本朝实录，辽代之史学制度、机构的建立，对本民族历史的着力反映[13]（P187－260），民族史家的增多；西夏实录的编修；金代对修史制度及各朝实录的编纂，对《辽史》编修的重视等等，都反映了史学发展的民族特色。这些以民族文字或汉字保留下来的民族史著，与各民族政权所制定的史学制度一起，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成为多民族历史的反映。从一般意义上说，辽、金、西夏史学所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辽、西夏、金都极为重视从汉文史籍中吸取政治统治的经验。辽、西夏、金以武力征服文化较为先进的汉族地区之后，均面临如何巩固、维持统治的问题，在这方面，以汉族统治者为首的历代统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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