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经史关系、史学思想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前人所未发的独到之处。具体到民族史观问题上，他的看法可大致归结为：第一，对有宋一代民族政策的总结。朱熹认为“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后来人见景德之和无恙，遂只管守之，殊不知当时本朝全盛，抵得住。后来与女真，彼此之势如何了”[8](卷一三三)。此为对宋代民族政策的精辟概括与批评。第二，对“恢复之业”的关注。在《朱子语类》中，有不少内容是朱熹与门人讨论时事的，其中对于“恢复”事业的思考又占去了不小的分量。这表明在朱熹的观念中，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第三，对少数民族功绩的肯定与赞扬。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他对金世宗的赞扬：“或者说：葛王在位，专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为小尧舜。曰：他能尊行尧舜之道，要做大尧舜也由他。”[8](卷一三三)第四，夷夏之辨与国家观念。从《朱子语类》及朱熹的史学代表作《资治通鉴纲目》的相关内容及其体例来看，他在此问题上的见解，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夷夏有别。如他在阐述《春秋》的著述纲领时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 [8](春秋纲领)。但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朱熹在这里所讲的夷夏之别，着重点在强调华夷之间在文化、制度方面的不同与高下；而这种不同是可以改变与转换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金世宗的称赞中得到证明。这种看法，应当说同那种从种族、人性上贬低少数民族的理论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二是正统与华夷的关系。应当说，朱熹在强调正统、区分正闰方面是不遗余力的，这既是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使然，又是理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表现。《资治通鉴纲目》就是理学影响史学，或者说是史学的理学倾向发展的一个典型例证。在书中，朱熹明言要做到“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事辞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9](序例)。由此可见，朱熹明正统的撰述主旨是十分明确的。但这里同样有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是：明正统是否一定意味着辨华夷？通过对《资治通鉴纲目》的内容，尤其是它的序例与凡例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辨华夷的色彩在书中并不浓厚。南北朝时期南、北分列年号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直书梁、唐、晋、汉、周年号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证明。也就是说，夷夏大防并不是朱熹史学思想的最主要方面，后人各以己说解释朱子，反倒失去了他的原意。三是国家观念的转变。如果说，《册府元龟》中“外臣”一目还带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尊王思想，那么，在朱熹的思想中，宋与辽、金等的关系事实上已经是一种政治地位相类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兹举两例以明之：“神宗其初要结高丽去共攻契丹，高丽如何去得，契丹自是大国，高丽朝贡于彼，如何敢去犯他”；“当初高丽遣使来，朝廷只就他使者以礼答遣之。神宗却要别差两使去。缘他那里知文，故两使皆侍从，皆是文人，高丽自是臣属之国，如何比得契丹，契丹自是敌国。”[8](卷一三三)朱熹的这一认识与宋初史学中的国家观念一脉相承，既反映了宋人对周边政治形势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对民族政权与其制度文化的认可。从“四夷”到“外臣”再到“敌国”，这种称呼上的转变事实上正反映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当中所起作用越来越突出的事实，同时也反映出汉族史家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演进轨迹。综上，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朱熹作为理学巨擘，他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是从史实出发，并对其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朱熹的这一相对开阔的思想认识与他斤斤于纲常名分的理学家形象无疑有些不相一致，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可从学术、政治等多方面去探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积极认识的产生，都与这样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密切相关：即辽、金文化本身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与宋代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认为，宋代史学在民族史观上的特点，一是理性成分的增多，这种理性成分一方面体现为对正统论、国家观新的阐释，一方面则体现为史家将对现实政治的认识通过史学表达出来的方式的深入思考；二是对现实政治的积极呼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的是，这种呼应已不仅表现为对华夷之辨的进一步阐扬，而是以更为多样与客观的态度对其提出了史学上的见解。从另一角度说，这是史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民族史观理性化发展的表现之一。

二  辽金西夏的史学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民族史观

辽宋金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民族融合的又一个重要阶段。从皇朝之间的对峙、斗争来看，这种融合似乎更多地以战争、人口迁徙等外在的、强制的形式进行；然而就文化层面而言，这种融合却又以更为丰富多样的方式体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