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括定“正统”之义。在欧阳修看来，所谓正统，依据《左传》的说法，“正”乃“君子大居正”之义，“统”则为“王者大一统”之意。“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概言之，“正”乃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统”则是政治功业方面的评判原则。二是依据上述标准，对历代政权作“统”与“非统”的评判，并据此提出了“统”可以续而后绝、绝而后复续的观点。三是对当时流行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他认为，“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此观点“可疑”；魏、梁虽不得予“正统”，但亦不应归之为“伪”。四是对史学评价中的错误方法进行分析与批判，认为“五行之运”是“缪妄之说”，以此为准绳判断历史，是“肆其怪奇放荡之说”；历史评判过程中的另一个弊端是“挟自私之心”，“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说也”；因而，作者针对“秦起夷狄，以能灭周而一天下，遂进之；魏亦夷狄，以不能灭晋宋而见黜”的疑问，是从魏的“才德”与功业入手回答的，而不是从夷夏之辨的角度立论 [1](卷十六)。由此可见，欧阳修的正统论在理论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伦理方面的突出要求反映了理学发展的主要内容；其以功业之实为据评判前代政权的方法则体现出作者对儒家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上述两个标准在评判少数民族政权时的同样适用，则说明正统论在当时史家的认识中，一方面已成为一个有系统的、相对完整的理论；另一方面更体现了民族史观与正统论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剥离[2]。
与欧阳修的专论相比，司马光的正统之说更趋于平实，然借助他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的声望，在史学史上的影响更为深远，同时也成为人们研究《资治通鉴》思想的重点之一。一般论者皆以司马光以下论点作为他“无统”之据：“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2]（卷六九）（魏文帝黄初二年）；“始光率意为此书，苟天下非一统，则漫以一国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闰”[3]（卷六六）（记历年图后）；“光学疏识浅，于正闰之际，尤所未达，故于所修《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3]（卷六一）（答郭纯长官书）。事实上，如果将上述几篇文字对照来看，就会发现司马光并非不讲正统，只是他的正统观论述得不够集中、明确，且多与他对王霸之道的论述交织在一起而已。他所言的“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2]（卷六九）（魏文帝黄初二年），恰恰是他的正统论的主旨所在。他长达千余言的《答郭纯长官书》，对欧阳修的正统之说进行了补充与说明，更不啻是一篇讨论正统的专文，其中某些观点如“夫统者，合于一之谓也”，“又凡不能壹天下者，或在中国，或在方隅，所处虽不同，要之不得为真天子”，也可看作是以理论化的形式，确立了其正统观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原则在客观上也淡化了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就牛李维州争议之事有一段很长的议论，大旨言应以“信”、“义”为原则处理民族关系，后人于此多所争论，意见颇不相合，故胡三省在注中解释说，盖“当时国论，大抵如此”。这似乎可进一步证明：以功业之实作为评判不同政权历史地位的标准，在北宋时期是有其普遍性的。这种普遍性体现为一种史学精神与追求，便是史书求实的本质得到加强，而从理论上强调这一点，无疑是朝着客观认识多民族历史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二） 史书求实与民族史观
有宋一代，由于朝廷的鼓励与提倡及其他诸多原因，学术大盛，史学亦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史书体裁体例，更多的鸿篇巨制，更多的研究角度纷纷出现，是为中国史学史上继魏晋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史书求实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学术研究角度与治史风气，史书刊误、金石考证等方面著作的兴起、增多便是这一风气的突出表现；吴缜所撰《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更是从理论层次揭示了“信史”的重要意义[4]（500—502）。这种求实风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史书中民族史观的面貌与特征，它的突出反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史事的评价上，一是在史书的立目上。
——关于史事的评价。中国史学历来有记述少数民族历史的传统，《二十四》史中的“四裔传”，就可看作是较为完整的一部少数民族发展史。但能从不同民族的历史功业出发，给其以客观评价并给予相应的历史地位者并不多见。其原因不外乎史家的民族偏见和政治观点使然，这无疑影响了史著的正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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