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及伦理道德学说，可以为他们提供直接而有效的帮助。这样，他们先后接受了儒家学说，利用它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民族统治者在吸收、接纳儒家文化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同一性质的问题，即如何对待本民族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化。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在辽、西夏、金政权中有不同形式的体现。据《辽史·耶律倍传》载，辽建国之初，太祖阿保机曾与侍臣有过一次关于事天敬神的讨论：“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这条史料不仅说明了辽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向往与追求，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身在边陲的契丹族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要寻求一种“中国”本土的文化形式来发展本民族文化。与辽朝相类，金在立国之初即确立了儒家学说及孔子的尊崇地位，据史载，金熙宗于皇统元年“二月……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夜以继焉。”[12]（卷四）(熙宗纪四)因此，他被宗室大臣不客气地称为“汉儿”，而他却反唇相讥宗室大臣为“无如夷狄”[14](卷一六六)。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植根于少数民族心理中的文化认同感在各种矛盾与阻力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事实。与这一客观事实相应的是，翻译、改写输入本朝的汉族史籍及设立相应的翻译机构，成为辽、金、西夏史学活动中一项重要的内容。除儒家传统经典以及一些佛教经典以外，于政治统治有重要意义的史书如《贞观政要》、《通历》、《唐律》、《资治通鉴》等亦成为各民族统治者及上层士人翻译、学习的典籍。在这个问题上，辽、西夏与金的做法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其所体现、反映出来的对民族文化的一种深层次的认同也是相同的。只不过由于本民族文化发展程度及对汉文化了解、接受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在翻译汉文史书上的选择、数量及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除《贞观政要》由于其记述了贞观之治的有关重大决策，从而受到各政权统治者的普遍重视，以至于在民族地区有多种不同的翻译版本与改写本之外，辽代翻译的史著主要有《通历》、《五代史》，金代则广及《史》、《汉》以下多种史学名著。
其次，由于民族政权建立之后各种形式的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推进，从现知的辽、金、西夏的史家成分构成来看，与魏晋时期相比，少数民族史家的增多是突出的特征。如辽代史家的主要成分为契丹人，金代史家则由女真、契丹以及汉族士人组成，其中汉族占的比重较大，而且随着金统治范围的不断南拓，汉族史家的比重逞逐渐上升的趋势。不同民族的史家共同服务于同一个少数民族封建政权，这本身就是对夷夏大防观念的一种突破。尤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史家的努力，使得一代史迹得以更为完整与生动地存留下来。如金代修《辽史》，主要的编修人员是契丹族史家移剌固、萧永琪、移剌子敬、移剌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辽、金史事的记载，则大多是依靠汉族史家的努力才得以保存下来。如《金史·文艺上》曾这样总结金代的文化：“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而金的文治之盛，是两位汉族史家元好问与刘祁怀着“国亡史作，己所当任”[12]（卷一二六）(文艺下．元好问传)及“此生何属，亲见亡国” [15](卷一一)的社会责任感与强烈的历史意识撰成的史籍中保留下来的。从他们对金代历史的总结与撰史态度来看，汉族史家偏狭的民族情感已经非常少见，这进一步证明辽、宋、金、西夏时期民族融合的加深及史学对民族文化认同所起的重要作用与反映。
再次，史学发展是人类对自身历史有意识的追述、总结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种更为深刻地反映人类对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有机联系的思考成果。因此，少数民族的史学活动，不仅从更为具体而深入的层面上体现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程度，而且也深刻反映出汉族源远流长的史官制度与史学传统对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影响。这两个方面使得辽、金、西夏的民族史观通过正统论体现出若干新的特征：如前所述，正统论是中国史学思想发展中的重要方面，是政治上的正统观念在史学上的具体反映。辽、金、西夏皇朝为了政治扩张、统治各族人民的需要，自然会充分利用这一工具为己服务。辽寿昌二年（1096年），史臣刘辉向道宗建议：“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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