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与史学本身的发展。关于这一点南宋史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有深刻的认识：“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郑樵所言，事实上是贯穿隋唐以上史学评价中关涉公允、平实的一个理论难点，而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则是对此类现象的总结与批判，同时也是史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自身独立化之理性要求的表现。而宋代史家在理论上的思考，体现于客观历史撰述过程中，即是对客观求实的撰史目的的强调与实践。这在客观上使得宋代史家有可能从更为公允、开阔的角度看待历史与现实社会中的民族问题。如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的目的在于阐扬被五代的乱世破坏的伦理道德，但在著述过程中，他首先关注的是史料的严谨：“夫史之阙文，可不慎哉。其疑以传疑，则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于死节之士者，惜哉！”[5]（卷八一）（汉家人传第六）由此可见，史书的真实性是与对伦理道德的阐释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辩证的联系，这与传统的“《春秋》学”讲求微言大意，以伦理褒贬凌驾于史实之上的史学评价标准自有相当大的不同；他在解释为何不同意时人称梁为“伪”时说，此“是《春秋》之志尔。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5]（卷二）（梁纪二后论）；他对正闰系于改元的迷信认识进行的毫不留情的批驳，则更反映了他的这种求实精神。在撰述《新五代史》的过程中，欧阳修在民族史观上的特点主要表现于：一是对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平等看待，其事迹均以“纪”来表述。而事实上这五个朝代中有两个是少数民族所建，其余三个亦与少数民族有无法分割的密切联系，对此欧阳修似乎并不措意。二是在具体史事的评价上，淡化夷夏之辨的色彩。后晋向契丹称臣割地，历来是后代汉族史家“深以为耻”的史事，而欧阳修对此也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以指责与鞭挞：“高祖以耶律德光为父，而出帝于德光则以为祖而称孙；于其所生父则臣而名之，是岂可以人理责哉！”[5]（卷一七）（晋家人传第五）由此可见，夷夏之防并不是欧阳修道德评判的主要方面。这固然与他“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1]（卷九八）（再论王伦事宜札子）的政治观点密切相关；但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欧阳修这种求实尚真的撰述态度，以及侧重从伦理角度对皇朝之间的父子关系加以指责，却在客观上淡化甚至摒弃了传统以夷夏之辨为主的史学观点，从而能够做到相对平实地记载民族关系史以及少数民族史事。与这一观点相适应，欧阳修在修撰《新五代史》时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某些“嘉言懿行”给予了客观的记述与赞扬，甚至许其为“帝”，如卷六《明帝本纪》后论言：“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其爱人恤物，盖亦有意于治矣。……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屡以非辜诛杀臣下。至于从荣父子之间，不能虑患为防，而变起仓卒，卒陷之以大恶，帝亦由此饮恨而终”。剔除其中夹杂的唯心主义色彩，应该说他的评论是比较客观的；而其称沙陀出身的唐明宗为“帝”，亦反映出在欧阳修的思想观念中，非但不以“夷狄”为下等民族，而且给他们的功业以相当程度的认可，这与他的正统观相互发明，互为表里。同时，由于欧阳修以理学见长，他的这种思路与做法就尤具典型意义与代表性。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在史学实践中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在北宋一代尤其是北宋早期的史学活动中是有一定普遍性的。如《旧五代史》对晋高祖石敬瑭的评价为：“旰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静之风，以施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然而图事之初，召戎为援，猃狁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迨至嗣君，兵连祸结，卒使都城失守，举族为俘。亦犹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谋之不臧，何至于是！傥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兹睿德，惠彼蒸民，虽示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6]（卷八O）（晋高祖纪六）与《新五代史》的评价相比，《旧五代史》在此问题上的态度表现为批评角度的不同，即前者主于伦理评价，而后者则侧重从民族政策方面立论，但在淡化夷夏之防的观念，就实述其业绩方面，两者却是相通的。
——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风貌的深入认识。作为宋初修成的几部大书之一，《册府元龟》在分类思想上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从民族史学的角度来看，其相关门类主要有闰位、僭伪与外臣部。其中外臣部以四十五卷之篇幅，分种族、国邑、土风、官号、才智、贤行、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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