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辽相比，由于汉化程度较深，金代史家的正统观念以更为理性的方式体现出来。德运说成为当时流行的思潮，金代学人如赵秉文、黄裳、完颜乌楚、王仲元、吕子羽、张行信、田庭芳等都参与讨论，其讨论结果被辑为《大金德运图说》六册，今已佚。从其遗文观点来看，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金应承何统为何德。而时人的基本观点，可以大致分为四种：一是以李愈、党怀英为代表的金德独立说；二是孙铎、张行简为代表的金承唐统，为金德说；三是以吕贞祥、赵泌为代表的金承辽统，为木德说；四是以孙人杰、完颜萨喇为代表的金承宋统，为土德说。盖其本质均为以五行之说为依据，欲从中证明金得“天统”之正。这场纷纷扬扬的争论至泰和二年（1202），金朝以敕旨的形式确定：皇朝灭宋，俘其二主，合继火德已绝汴梁之宋，以为土德而宣告结束[17](卷五六)。今天看来，这种争论本身无任何实际意义，但这种对正统问题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终不得不由朝廷出面决断是非的情况，却从另一角度说明了金朝之重视与汉族儒家文化的承继关系，并以己为其中重要一环的思路，这一思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形成、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辽金西夏本民族文化的长足发展，使得它们在史学上亦各有成就，与此同时，与汉族文化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又使它们在民族史学的发展中多以汉族史学为蓝本进行各项史学活动并有意识地与汉族站在同一文化价值体系中进行正闰之辨、高下之争，这是辽金夏民族史观发展的时代特征，也是它们与魏晋时期相比的不同所在。正是这种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使元代大一统局面下的民族史观进一步取得成就具有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小  结

    从以上对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史观发展、演变之脉络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对它的发展作如下概括：宋代民族史观的发展可分为两大阶段，北宋时期受以功业之实讨论正统问题及史学发展思潮本身的影响，民族史观体现出相对平实的特点；而南宋时期则受现实政治的影响较多。辽、金的民族史观，一方面以与中原皇朝争正统为鲜明特征，一方面则以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吸收，并认同同一文化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从理论角度来看，这一发展所具备的启示有：

    第一，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史观发展，遵循着一条在曲折中艰难发展的线索。这种曲折性一方面表现为受现实政治局势的制约，民族史观在不同政权、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征，一方面又表现为在理学兴起、发展的学术背景之下，民族史观如何摆脱它的桎梏，走向平实与理性的努力中。前一种情况以南宋为最明显，亡国之痛与民族压迫的现实都给民族史观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后一种情况则以正统论的形式贯穿史学发展过程，对理学的阐发与绝对化，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史家的积极思考。但无论从史书的外在体例还是从史家深层的文化认同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史学中的民族史观还是朝着更为客观地体现多民族共同创造、发展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方向不断演进。这一点与中国客观历史及其中的民族观发展轨迹亦是吻合的。

第二，民族史观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现实政治、学术要求，同时也反映出史家个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性认识与思考，这种思考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一定时期史学认识的组成部分。这一史学认识在本质上受现实决定，但同时又是史学走向独立后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使得某些史学认识与社会现实的特点并不完全吻合，而正是这种植根于现实又超越或落后于现实发展的思想认识，制约或推进了社会的变革。正统论与民族压迫的客观存在影响到民族史观的面貌，而史家求真求实的理念与史学实践却对民族史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中国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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