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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次缮进，候朕亲阅鉴定，重以刊行，用昭传信。”[７] 明令对《明史本纪》进行全面改修。然而，这次改修并不限于本纪，还对《明史列传》作了大规模精密细致的考正、订误工作，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这部经过重新勘改、修正的新本《明史》才被誊录完毕，收入《四库全书》。[８]
“四库”本《明史》的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乾隆朝纂辑《四库全书》是对整个文化典籍所作的一次全面清理，历史典籍的清理乃是其中的重点所在。历代史册，包括清本朝所修的史书，凡收入《四库全书》者无一不被重新查阅修订，甚至高宗祖父康熙皇帝亲自批阅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亦被重订。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声势浩大，历时持久的追缴原书及翻刻版本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初刊成的《明史》不可能不被重新查改。乾隆中期以后，重文献、重考证、重辨伪订讹、重广征博采的考据学已成为风气，影响上及于皇帝和达官贵人，他们也无不以“实学”为时尚，《四库全书》馆乃成为这种学风推波助澜的大本营。于是，清廷对史籍的清理便在两方面进行：一是查改本朝忌讳和有违纲常伦理、褒贬失当的内容。二是核订史记载是否确实。使这种清理工作在贯彻封建思想体系的同时，还带有相当的学术色彩，改定后的“四库”本《明史》即可作为其中的典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官方在史学上的动态和学术水平。
若干年来，学术界虽对《明史》一书多所研究，但对《明史》刊行后的再次改修注意不够，甚至多有微辞，[９]这应当客观地予以重新审视。
二《四库全书》本《明史》在内容上的重新修订
《四库全书》本《明史》被清人称为“新定之本”，《四库全书总目》和《清文献通考》都照此著录。它是将乾隆四年（1739）“钦定”刊行的《明史》大加改修而成。
《明史》的改修于乾隆四十年（1775）开始，和重订《明纪纲目》同时进行，主要是对《明史》中有关的元朝人名、地名按照乾隆时新的译音标准进行了查核改订。这次改译的人名、地名，清人王颂蔚的《明史考正捃逸》和近人李晋华的《明史纂修考》中开列甚详，[１０] 在此不再赘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改译尤其注意将“鄙”字改为“雅”字的特点。关于这次改译工作，过去一般认为是清高宗因自己身为外族，害怕见轻于汉人之故。[１１]这种观点事实上不尽确切，清高宗本人就曾于上谕中说：“朕非于此等音译字面有所偏袒，盖各国语音不同，本难意存牵合，即如满州、蒙古文字译为汉文，此音彼字，两不相涉，乃见小之徒欲以音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实不值一噱”。[１２]他认为在“海寓同文”之世，不应使用带污辱性的字义翻译少数民族人名地名，这在理论上来讲是无可厚非的。
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高宗已不满足于仅仅改译《明史》中的人名、地名，谕令修改《明史本纪》，在这道谕旨下，不仅《明史本纪》得到全面改修，《明史列传》也经过了精心的考证和修订，其工作之繁重和成果之水平非译音字改字可比。
（一）《明史本纪》的改修。
在乾隆皇帝将原本《明史本纪》“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的谕令指导下，《明史本纪》的改修主要作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1 史事原委的补充。从乾隆四十二年谕令之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引发《明史本纪》改修的最直接原因是两名大臣获罪诛死的原因不明和“土木之败”中不载王振挟帝亲征而造成的“疏略”，所以在改修本纪时，改修人员对一事之起，一案之兴，诸王坐废，大臣被戮的原委非常重视，无不溯源竟委，详述因由，以求赅备。如乾隆提到的两大臣之死，原本《明史》记栽为：“庚子，巡按福建御史汪澄弃市，并杀前巡按御史柴文显。” [１３]经改修而成的“四库”本《明史》则记述：“庚子，巡按建御史汪澄坐失机，前御史柴文显匿不奏贼，并逮诛。”[１４]说明了两人被处死的缘由。再如明景帝废英宗太子之事，原《明史》中只有“夏五月甲午，废皇太子见深为沂王，立皇子见济为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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