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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流竟进，且不鉴土木之失，柄用汪直，威福下移，厂卫之祸遂兴，有明始终，履霜坚冰，势成积重，可不慎哉！可不慎哉！”[３６]词锋犀利，批评严厉，又从祸国的厂卫制度陷明于危亡的角度上立论，见识更为深刻。当然，改修纪赞也有评论不当之处。如原《武宗纪赞》中认为明朝在当时未致灭亡是因为皇帝亲操用人大权，由有一些直臣来补苴匡救，经改修后，则将当时的“危而不亡”归因于“将天心未厌，犹欲挟持而安全之耶？”，[３７]反而添入了天命论的色彩，但这仅为极个别的一例。
（二）《明史列传》的考证与修改。
依据《四库全书》本《明史》，我们发现，《明史列传》的考证工作非常繁重，从卷117诸王传到终卷332，列传之末都有考证。卷250，卷255，卷258—264，卷268—280，卷288—295还都附有“考证后”开列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谥诸臣的姓名和谥号；卷300则附顺治元年（1644）的赐谥诸臣。《明史列传》的考证工作主要由章宗瀛、方炜、黄寿龄、严福四人担任，他们个人总计完成考证分别为74卷、58卷、43卷、39卷。另有刘锡嘏、罗修源、宋铣三人，人各任考一卷（分别为卷156，卷189，卷211），七人皆为进士翰林官。
据光绪年间的官僚王颂蔚入值枢院时所见的列传部分《明史》考证，共有四种进本 1进呈本。为蓝面册《明史》列传，列传首尾略具案语，用黄签粘于书之上方。人名地名改译和修改处用黄签粘在原文上。
2 稿本。是由总裁审阅的考证，案语和进呈本略同，间有被总裁删改处。
3正本。只有考证，没有《明史》原文，每卷题《明史》卷几考证，意在分附《明史》各卷之后。
4初刊样本。为已将考证附于列传之后的卷本，仍有粘签校改处。[３８]
这些都是《明史》列传考证的阶段性工作，可见《明史列传》的考证经过了反复的斟酌，而且进行考证的同时，对正文的错误也作了修正。
《明史列转》引述的资料，从《清实录》、《明实录》明清两代案卷章奏到私家明史著述，明人碑刻墓铭等无不涉及。仅以《公主传》为例，考证纂辑者就引用了刘振《识大录》、王世贞《高帝功臣表》、《恩泽公侯伯表》、《盛世述》、《明异典述》;何乔远《勋封记》、陈仁锡《世法录》、《明实录》、清顺治年间实录，顺治年间刘有福及宁德公主谢恩红本等十余种史料，由此可窥《明史列传》考证引用之丰富。
《明史考证》对原文有注释说明，考异存疑，更正用语，辩误定讹等内容，难以一一尽举，滋简要举例说明：如卷200《刘天和传》称其“奏当兴革者十事”，却无具体内容，卷末《考证》条列奏疏中“当兴者五，当革者五”各项名目，注明见王世贞所撰《刘天和墓志》，[３９]这是注释说明之例。卷129《傅友德传》称他曾以五十骑冲却元将库库特穆尔的军营。考证则曰：“臣严福按，友德袭库库营，《开国臣传》《明书》皆作500人，史作五十骑，未知何据？谨识。”[４０]这是考异存疑之例。卷133赞语中有“终罹党籍者”，卷末考证认为:明初胡惟庸、蓝玉之案连甚广，但不能与东汉党锢之祸、北宋党争相类比，所以“党籍”二字用语不当。[４１]这是更正用语之例。
《明史列传》考证中的辨误定讹尤为引人注意，这类例子非常之多，错误一经考证，便在列传中进行更正。其中有的是年代、人名、地名的订讹，有则是史实错误的勘正。如正统十四年投敌宦官喜宁之死，原本《明史》中记载：“初，也先多所要挟，皆以喜宁为谋主，（于）谦密令大同镇将擒宁戮之。”[４２]这里说于谦是擒杀喜宁的谋划者，而据考证，获喜宁实际上是出自英宗的主意，所以正文中就作了更正，叙述为:“初，额森（即也先）多所要挟，皆以喜宁为谋主，上皇乃绐宁志边，密敕擒之。”[４３]再如《明史·熊廷弼传》中载有他纳贿一事:“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４４]经过考证此事乃属虚无，便更正为:“中书汪文言哀廷弼冤，奔走公卿间为营救，忠贤闻之大恨。”[４５]澄清事实，改正谬误，这是《明史》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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