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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枢传》;卷二十三《刘一传》、卷二十九《史可法传》、卷四十《安南传》九处都注有“颂蔚按”，这些大都是对《明史》中的考证再作体些补充。例如卷七《朱能传》将“进攻济南，次
铧山”的“铧”改为“华”，其下即注:“颂蔚按，《陈亨传》，‘与平安战铧山’，‘铧’亦当改‘华’”;卷十五《安磐传》将锦衣百户“张仅”的”仅”改为“瑾”，其下亦注:“颂蔚按，《孙交传》亦作瑾”，王颂蔚的按语中亦有较为精详的考证，如景泰年间广西土司黄 建议易储一事，《明史列传》中载:“（侍郎揭稽）尝荐黄竤，且代草‘易储疏’” [５３]，该卷末未附考证，但王颂蔚却有不同的看法:“颂蔚按，《江渊传》云:‘初，黄 之奏易储也，或疑江渊主之，邱睿曰：此易辩也，广西纸与京师纸异，索奏视之，果广西纸，其诬乃白。’其语与此异，据此，则代草疏者非揭稽也。”[５４]纠正了《明史列传》的错误。再如卷七《金幼孜传》中对“绳愆纠谬”印章提出的异议，又指出了《明史考证》的错误，这些，皆属王颂蔚个人的研究成果。
“四库”本《明史“也有一些偶然失误，可以通过对读《捃逸》而发现。如原本《明史·廖庄传》中有“于谦、王文以谋立外藩，诛死”的记载，[５５]“四库”本《明史》考证中证实谋立外藩之事并存在。但原文的更改为:“于谦、王文以谋立外藩，徐有贞、石亨等诬陷，诛死。”，[５６]免不了有谋立外藩之罪，两相矛盾之处一望即见。而翻阅《捃逸》，则知当时的修改确实去掉了“谋立外藩”四字，改为“于谦、王文以徐有贞诬陷死”，“四库”本《明史》中的错误显然是由于抄写错误所致。
犹值得重视的是《捃逸》中保留了一些重要错误勘正的按语，和大部分修改传赞的按语，这些按语是四库馆臣向清高宗的汇报，却不再收载于“四库”本《明史考证》。从这些按语中，我们能够看到做出一些具体修订的原因和这次列传改修遵循的宗旨。如《明史》卷314《麓川传》起首的大段修改，其卷末没有考证，看起来让人费解，而参见《捃逸》，就能很明确地看出，依据《大清一统志》、《元史》、《经世大典》、《明一统志》、《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麓川、平缅在元代属于金齿宣抚司，原本《明史》将麓川归属于缅甸来加以叙述，自然是一大错误，不能不做出改正。[５７]再如《捃逸》中保留的卷197席书等传按语:“按席书等附和璁、萼，不考孝宗，遂至兴献入庙，渎礼乱伦，莫此为甚，虽少有建白，亦不足以掩罪，原赞未协。”[５８]从中不仅可看出修改的原因，而且，也能看出改修传赞时所遵循的强烈的名教观念。这类例子尚可举出很多，这正是《捃逸》的价值所在。
另外，据王颂蔚入值书院时见到的“进呈本”蓝面册，卷115《后妃传》也应有考证，但作为定本的“四库”本《明史》却不知何故将其删去，正文中也不更正讹误。《捃逸》中保留了这卷考证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后妃传》从地名、史事到赞语都有考证和修改，这是值得的研究的问题。似乎是“四库”本《明史》在垂成之时，迫于期限，誊录仓促，造成不少新的疏漏。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四库全书》本《明史》是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最终成果。乾隆四年《明史》刊行后，官方纂修《明史》的活动并没有就此终止，时隔三十余年，又起而重新修订。无论是原先的告成刊印，还是后来的发现舛误而修改，其主体皆是清廷，决策者亦清高宗一人，因此，没有理由只承认前所刊印而无视后所修改。对比原刊本《明史》，《四库全书》本将一部分内容重写，其余大部分内容亦经查考，改正舛误，总体学术水平优于原本，经“钦定”写入《四库全书》，应视为清朝官修《明史》的最后定本。
第二，《四库全书》本《明史》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原刊本《明史》本身存有不少缺欠与舛误，如上文所述，在其初刊之际，杨椿即有所指摘；其次，乾隆中开始的纂辑《四库全书》工作，是对文献的大规模总结和清理，私家之书被审查，本朝官修之书亦经再检讨，《明史》的修订遂难以避免；再次，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清官方的历史观点、文化视角均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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