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国史（即实录）的失实，张萱认为“惟史失其职，故稗官虞初售其欺尔”所以“今记建文事无虑数十家”[10]，钱谦益亦言：“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辩证。”[11]这与国史不彰，野史大盛的原因同出一辙，此处不再赘言。

一是彰明忠义的心理使然。在“靖难之役”中，建文朝臣民死难之多，死难之惨烈震动人心，张燧在“革除死难之多”一条中记载说：“我国朝革除，虽南北交兵，原叔侄相代，乃当时死难不屈之臣，上自宰辅，下逮儒绅不具论，而深山穷谷中往往有佣贩自活、禅寂自居者。异哉！此亘古所无也。”[12]这种人重名节，士惜廉耻的忠义事迹不仅感动着明代的史学家，也反过来促使他们挥笔汗青之端来表彰忠义。

一是怀旧心理的使然，陶懋炳先生《李贽史论新探》的一段话颇能说明其中的因由，他认为明成祖以下诸帝都是成祖子孙，但是明后期国是日非，士大夫失望之余，同情怀念“靖难之役”中的失败者建文帝。于是关于建文帝的种种野史杂说纷至沓来，不迳而走。[13]

一是政策日益宽松的结果。实际上，明代官方对建文君臣的态度一直处于缓和之中。永乐皇帝死后，即位伊始的明仁宗便立即释放了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和各功臣家为奴的建文家属，给还田土，宥为平民，而且明白地告诉群臣说方孝孺辈皆忠臣，于是“天下始敢称诸死义者为忠臣”[14]。天顺初，英宗复辟，又释放了被囚系五十余年的建文帝之子文圭。在这种宽松的的气氛下，弘治初年，杨守陈开始提出应补撰建文朝国史的愿望。此后，又不断有人为改正建文朝史事上疏，这些都促进了建文史籍的编纂。

关于明代建文史籍的数目，无人做过具体的统计，《明史·艺文志》史部杂史类著录了二十种作者姓名可考的建文史籍，其中杂史类十四种，传记类六种；清人陈田编辑的《明诗记事》乙籤中提到了四十一种。[15]若除去其中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吴士奇《皇明副书》、伊守衡《史窃》、朱国祯《史概》等五部综合性的历史著述，单记建文朝事的史籍也有三十六部；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中，建文史籍则多达五十九种，当然，这个数字远远不能囊括明代所有的建文史籍，但数目已相当可观。明代建文史籍的编纂可分为正德至嘉靖时期、万历时期、万历以后三个时期来叙述。

一  正德至嘉靖时期的建文史籍。

从正德中到嘉靖末，流传较广的建文史籍有张芹的《备遗录》、何孟春《续备遗录》、姜清《姜氏秘史》、郁袤《革朝遗忠录》、黄佐《革除遗事》、大岳山人《建文备遗录》（又称《建文事迹》）、符验的《革除遗事》、许相卿《革朝志》、郑晓《逊国记》等多种。人物传记是史书最基的本形式，最早的建文史籍，如正德时期张芹的《备遗录》、何孟春《续备遗录》等都是以人物传记的形式编著的，但很快就发展为编年、纪传和人物传记各类体裁并存，如姜清《姜氏秘史》为编年体，符验《革除遗事》、许相卿《革朝志》为纪传体。这一时期的史籍多以“备遗”、“革除”、“革朝”命名，表明永乐靖难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建文朝还没有合法地位，史家们的笔触尚未能放开。但是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已经以保存史实为基本特征，和一些笔记小说中出于猎奇的记载目的截然不同，这表明史家们已经走上了客观描述建文朝历史的道路。

然而，这些史籍的编撰一般比较粗疏，后成之书依照前书，采择不广，缺乏考订，而且有很强的因袭性，一开始都是一种续作的形式。如何孟春《续备遗录》是补充张芹的《备遗录》，郁袤的《革朝遗忠录》据《备遗录》、《革除遗事》、《续备遗录》三书取舍而成，《建文皇帝备遗录》为割裂《备遗录》诸书传记资料缀合而成。[16]黄佐《革除遗事》又“本甫田宋公端仪《革除录》、清江张君芹《备遗录》，旁采诸家传记增 之。”[17]其中记载的建文忠臣只有33人，另有外传记载建文降臣25人。符验的《革除遗事》又“因嘉兴郁衮之书而修辑之”[18]；

二  万历时期建文史籍的特点

万历年间，建文朝史籍的编撰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从万历初年到万历末年，朱睦 的《革除逸事》、汪宗伊的《表忠录》、屠方叔的《建文朝野汇编》、许有毂《忠义存褒什》、张朝瑞《忠节录》、焦竑《逊国忠节录》、朱鹭《建文书法拟》[19]等史籍不断推出。史家中既有朝廷官员（如张朝瑞为鸿胪寺官、屠方叔为御使。）又有草野布衣（如许有毂、朱鹭均未仕进），既有明代宗室（朱睦 为周王橚五世孙），又有专职史臣（如焦竑曾官翰林院修撰），出现形成了朝野史家积极撰写建文史的状况。与前朝相比，万历朝建文史籍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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