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万历以后的建文史籍

万历以后，建文史籍的编纂仍在继续进行，周镳的《逊国忠纪》、钱士升《皇明表忠纪》曹参芳《逊国正气纪》是万历以后最具代表性且有影响的史籍。《逊国忠纪》十八卷、《皇明表忠纪》九卷是人物传记，撰成于崇祯年间。曹参芳《逊国正气集》为纪传体史书，分年表，让皇帝本纪，让皇帝外记和列传四部分，《逊国正气纪》有着不同的版本，《明史·艺文志》曰为九卷，《四库全书总目》中云《明史·艺文志》误，应为二卷，且首尾完具。而笔者所见之书则为八卷，其撰成时间也较特殊，书前曹氏序曰“崇祯甲申中秋前一日”，则是书当成于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后。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有两大特点：

其一，极力表彰忠义。天启、崇祯以来，道德沦丧，社会上下疾呼忠义，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史籍对建文逊国事实真伪的考订不再是主要的，史籍都采取了史仲彬《致身录》的说法，不考虑王诏《奇秘录》、史仲彬《致身录》、刘玉海《拊膝录》的真伪，反而被看作是“忠义不泯”[39]的反映，极力表彰忠义。

《逊国忠纪》列出了或诛死，或战死，或沉于渊，或焚于火，或卒于狱，或殁于道，或鸩毒，或雉经，或从亡，或行遁，或谪戍，或投城，或弃官，或辞召等十二种纪忠的情况，认为：“忠纪者，纪忠也……虽有殊迹，要无二心，故并书之，臣谊绝者削不书。”[40]既然表彰忠义，那么对不忠者，当然是切齿义愤，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分亲臣列传、殉难列传、死义列传、死事列传、死战列传、从亡列传、隐遁列传、后死列传和三不忠传九类，其“三不忠传”的设立是很有特色的。其中记述了开门迎降的李景隆、献密计纳款的茹常、请追戮建文忠臣的建文降臣陈英的事迹，钱士升立此传的用意非常明显：“三人罪不可宥，独不能以前劳赎乎食报之酷，亦深恨其不忠，为千古立炯戒耳。”[41]《逊国正气集》撰成于明亡的特殊时期，更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中我们可见许多痕迹。使得作者“由今追昔，欷嘘凭吊”的是逊国之际，“一堂鼎革，朝市不更，钟箕无恙，亦若可死可不死，已而诸臣宁负顺天应人之举，不忘歌薇叩马之心，宁甘鼎镬刀锯之惨，决不效槛车改面之辱。”建文朝臣的这种舍生取义与崇祯大臣的开门迎降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所以作者表明了自己的著书目的：“以为怀二心者愧也”。[42]

其二，反思现实。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还开始进行了一些反思，钱士升道出了他列《殉难诸臣传》的原因：“昔人有言，平时有直言犯谏之士，则临难必有仗节死义之臣，有国家者欲收忠义之报，其务先储养哉？其务先储养哉？作殉难诸臣传。”[43]希望国家能够接纳、储养一批直言敢谏，仗义死节的大臣。他在撰著中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反思。如其论永乐皇帝杀戮之惨曰：“钩党之祸始于汉季，圣朝方隆盛治而逆党诛夷于前，奸党歼戮于后，何其酷也。”[44]

在记录何州、周恕两位宦官的事迹后，曹参芳论述的是有明一代宦官祸国情况：

寺人祸国，其来久矣。我高皇帝有鉴于是，虽设中贵，止供撒扫。而衔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宫府谧如。虽让皇帝纷更祖制，此独尊之加严焉，以故遗恨内臣，密谋通燕。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俨保之谮行而抚监岌岌矣，监军之势张而马骐以交趾予敌矣。延至逆振，举万乘之尊轻掷蛮夷，丧中原锐气多矣。而吉祥辈复积骄成怨，积怨成逆。汪直之启衅，缧絏盈朝，积骨盈边，可胜悼哉？正德间，八虎横一豹吼，逆瑾惨烈，祸延宗社，虽幸发自内，然三五狡弁，宁免拒虎进狼之讥耶？继以魏珰，狐豕满朝，忠良膏野，上公称而庙貌祀，窃号窃名，古今惨变……”[45]

这又对有明一代的宦官专权带有总结的意味，有探讨明代亡国之因的意图，是和以往著述所不同之处。

纵观明代建文史籍的编纂，在不同的时期作者有着不同的撰著意图，前期是主要是弥补国史。万历年间，史书彰忠义的性质增强，史家开始注意编纂体例，主张还历史以公论。万历以后的建文史籍将表彰忠义推向极端，并开始进行一些反思，曹参芳的《逊国正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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