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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学与长编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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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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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从体例上规定了鉴别资料的统一方式。在鉴别资料时，首重证据，不许凿空架虚，即使虚假的资料，也要用真实的证据去否定它，并先罗列出宜否定的、不实虚妄的记载，再列出应肯定的资料、证据，有时还要说明理由。遇到年月、事迹互相矛盾不同时，在无说服力的凭据的情况下，则须依据事理作出判断；在验证无据、事理难推的情况下，则必须将记载互异的两种甚至多种资料，并存待考。这样，证验、事理、并存三种要求，构成长编法中鉴别资料工作的特点。从而杜绝了以个人好恶取舍资料、臆断判定的错误和不严肃的学术作风，为最后修成正式的编年史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三，对官私著述的分析态度。从丛目的确定，到正文的“错综诠次”，即用大字写出者，基本依据是官修史书，这是首重官修史书的态度。但是，对小说、杂史、文集等，司马光主张要深入仔细研究，以学术眼光和严肃态度“高鉴慎择”，实事求是地决定取舍，不以官私为最高取舍标准。除了以上三点，司马光还提出了制作长编的总倾向“宁失于繁，毋失于略”，首重长编的资料性。
总之，司马光为其巨著《资治通鉴》的成功，对写作编纂的中介环节－－长编，制定了颇具章法的体例要求。长编法的最基本特点是对丛目以下的各种资料进行鉴别诠选，取材的标准是围绕着总的宗旨和治史精神定出的，正缘于此，《通鉴》才得以成功。而南宋的史学家则从形式上和治史精神上继承了司马光创制的长编法，又有所创新和发展，从长编法引出长编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史书体裁，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完成了三部长编体史学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使长编体卓然史学之林。
《长编》《要录》《会编》与长编法
宋代知识分子的最伟大抱负是“治国平天下”，为世所用，但往往缺乏实际行动，形成了举世高谈议论的风气，四川二李（李焘、李心传）与江西徐梦莘摒弃了这一恶习，专重关乎治乱经邦的史学，潜心于史，则从另一方面弘扬了治学的宗旨和精神。
毋庸讳言，他们的治史精神和方法受到了司马光的浓厚的感染。
继承司马光长编法而撰成长编体史书的第一位伟大史家是李焘。这位出生于徽宗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卒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１１８４）的史学家，经历了南北宋之交那场“王国多难”的历史巨变，亡国之恨每在念中。从二十岁以后，即“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1］把关注现实、鉴戒当世的报国激情倾注于治史。
据说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之后，还有志于撰写北宋建国以后的历史，但精力有限或是政治原因，总之，此愿未遂。李焘不仅继承了司马光这种重视近代史、当代史的精神，而且付诸实践。不论从他自称“精力几尽此书（《长编》）”“网罗收拾垂四十年”［2］还是张栻所概括的“平生生死文字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3］都表明李焘把一生主要精力投入了本朝史的研究和著述上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起自太祖建宋，止于靖康亡国，详记北宋九朝１６８年史事，有９６０卷之富，是继司马光之后长编法的最重要实践。李焘对长编法作了深入研究，他说：“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僚属采摭异闻，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4］所以，他写《长编》时，严格按照从丛目到长编的写作程序，先充分收集资料。对日历、实录、正史、会要、敕令、御集、百司专行指挥、宝训，百家小说、私史、行状、墓志等官私材料尽行罗致，使“一代书萃见于此”［5］并且作十枚木橱，每橱作抽屉匣二十枚，每屉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这是一种优秀的排比资料的方法。
第二步工作是考辨取舍。李焘认为司马光从作长编到撰写成《资治通鉴》是经历这步工作的，他说“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异，必兼存以求其是，此文正长编法也。”［6］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程序，是体现史家治史精神和学识的工作，舍此，则长编将不成为长编，只能说是资料汇编，而不为著述。所以，李焘对长编的这个关键程序投入了大量心血。在这个工作中，他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即主取官书、博采私书。比如，从注文看，他在撰写太祖、太宗两朝史时，使用了国史、实录、会要、宝训等官修史书和文书档案，以及各种文集、笔记、墓志、行状等等私书，总计百种左右，但从使用频率上讲，官书占了八百余次，而私书则远逊于此，尤其是正文部分，虽未注明，但实质上是采用自官修史书，这个量是极大的。［7］当然，官修史书因为皇权干预，史官避讳等因素，也存在许多不可信之处。李焘在作《长编》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细致的考察，使用他们时不主一本，而且还以私家著述与之相互参正，考论异同。对私家著述，李焘在《长编》时，不因人废书，像对待官书一样，采取谨慎态度，作为考辨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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