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宋代史学与长编法 |
 |
时间：2009-7-24 13:46:31 来源：不详
|
|
|
和去伪存真之手段，或是将歧异记载分别存于注文，“兼存以求其是”，以待后人研究。
严格遵循长编法的义例和体例，是《长编》得以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李焘的《长编》，“义例悉用（司马）光所创立”［8］除了实事求是、考证异同，不以自己好恶决定取舍外，也不以已意变乱是非。他明确坚持，自己不是仅仅亦步亦趋地学习司马光去写《续资治通鉴》，而是要把长编法作为史书体裁，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宁失于繁，犹光志云尔”［9］所以他在写作《长编》时，能够以两种或多种资料考辨一事一书，存于注文，用“四存四删”的原则处理繁简问题，使《长编》大而得当，长而不冗。在正文中，往往通过叙事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取材倾向、见解，注文则列出异同说法和考辨根据，间加按语，成就了一部高质量的长编体当代史。清人孙原湘说：
“此书真一代良史也。今即其所举最大事者数条考之。至于升宝之禅，首采吴僧文莹之说及蔡椁《直笔》，然后参以程德元（玄）传及《涑水纪闻》，传疑也。其于涪陵之贬，引《建隆遗事》而实之，……以明传闻之说未可全弃，著实也。于澶渊之盟，则引陈莹中之言，以为寇准之功不在于主亲征，而在于画百年无事之策。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历之悔，且可无靖康之祸。其意直谓靖康之事，皆由景德误之，原祸始也。……于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则尤旁参互审，辨异析同，使邪正心迹纤毫莫隐，尤人所难言。凡此数事，浅识既不能言，拘儒又不敢言，而文简（李焘）以宋臣言宋事，独能断南、董之笔，授《春秋》之义，发愤讨论，使众说咸归于一，厥功不在司马氏下矣。”［10］
清人朱彝尊更论曰： “宋儒史学以文简为第一。盖自司马君实（光）、欧阳永叔（修）书成，犹有非之者，独文简免于讥驳”。［11］
如此高评，未免过当，但亦不为隆誉不根。李焘遵循长编法而创制长编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成功，确实解决了如何修当代史、修成信史的问题，起码从体制上给了规范，释解了史学家们长久困惑的一个问题。《长编》作为宋史基本资料的价值，更毋庸置疑了。
如果说李焘是以长编体来研究近代史－－北宋九朝历史；叙其流变过程，为南宋统治者提供借鉴、有益谋略的话，那么，著《三朝北盟会编》的徐梦莘，则更有这种强烈的意识，他更为直截地选取了北宋徽宗到南宋高宗朝这段赵宋王朝的灾难史、巨变史。
这位“每念生于靖康之乱，四岁而江西阻讧，母襁负亡去，得免。”经历过亡国灾难的史学家，对北宋亡国史，尤其宋金和战史有着特殊的感受和研究冲动。他把自己“耽嗜经史、下至裨官小说，寓目成诵”的才情和毅力投注于历史研究。并且，“尤熟晋、宋、南北、五代事”，［12］对历史上南北分裂的史事，极为究心，对于“自熙丰、元祐以来名公奏议及出处大致无不该综”，为《三朝北盟会编》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有这一切，皆继承了司马光、李焘的治史精神。
徐梦莘把写作的断限规定在上起政和下终绍兴三十二年这四十五年间，“凡曰敕、曰制、诰、诏、国书、书疏、奏议、记序、碑志、登载靡遗”［13］“取诸家所说及诏、敕、制、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诠次”［14］这正相当于《通鉴》《长编》作资料长编时的工作。尽管徐梦莘自言“其辞则因元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参考折衷，其实自见”，他也没有像《长编》那样于注文中加以考辨等。但是我们并不能因其书中无此形式而否定它为长编体。首先，《会编》尽管尽录原始资料，罗于目下，但它于每年月记事，是先有一概括叙述，都有一个目冠于前，这个“目”表现了他自己的倾向，反映了他倾向的材料、肯定的材料，正相当于《长编》体之正文，这立目概括叙述的过程，便融入了作者的考辨成果，只是未注其经过罢了。其二，作者是有意识地把各种资料罗于目下。他说：“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之记录者，无虑数百家。然各有所同异，事有信疑，深懼日月补充浸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款，湮没不闻”［15］这样，立目以见自己的标准，罗列资料以现记载异同，把各种记载完整地呈之于读者面前。作者很相信资料的说服力和读者之鉴别力，在“仍其旧”、“集其说”中，使“其实自见，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包括各种资料的作者的善恶），万世不得掩没也”同时，“自成一家之书”。［16］这正是在长编法指导下，结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