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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学与长编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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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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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发展到宋代，有种迥乎以往的现象，散发出浓郁的“史学自觉”精神，融入了强烈的时代特质。且不说其著作之丰、成就之高，而仅就其体制创新及蕴涵的极切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强烈意识，亦足现历史学之生命力了。
处于两宋特殊时代的历史家们，涌动着一个伟大的抱负，那就是，要通过研究历史来干预政治、关注国家的命运，从而使历史学解决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关乎国计民生，进而完就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这个自觉精神是以长编法引入史学领域而贯注成功的。它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几乎所有史学大家都把主要精力奉献于当代史的研究和著述，对当代史赋予异乎寻常的关注；其二，在研究撰著当代史时，长编法作为一种编纂方法不断得到应用、充实、提高，成为一种体例，给一千余年来衰微不振的编年体史学注入新的活力。
有关宋代历史的三部最基本的著作，皆以长编法的体例告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北宋九朝史，有九百六十卷之宏；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继长编之体制，专述宋高宗一朝历史，达二百卷之浩；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载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历史迭变，亦二百五十卷之富，皆蔚为大观，构成我们今天研究两宋社会历史的最基本最完备的资料，并对以后的历史学产生了各方面影响。至于其他著作，如《建炎以来诏旨》、《靖康要录》等，亦是长编体之产物。南宋的这些史学大家，如此青睐长编法，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课题。
长编法考索
长编法创制于北宋史学大家司马光。司马光及其助手在撰著千古名著《资治通鉴》时，有一套严密的写作修纂程序。即先作丛目（大事记），再制成长编，最后删修定稿，井然有序，步步衔接。可见，所谓长编，本来是司马光组织编写《通鉴》的一个中介程序、一种编纂方法。从一种写作步骤、程序、方法，一跃而成为后来史学家尊奉的体例，这首先在于长编法的基本特点。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对如何搞好长编作了详细说明：
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该记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尽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诠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有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以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尽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
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从司马光的要求可知，长编法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对收集于丛目中逐一事目下的有关资料进行系统全面的审察，为资料的鉴别和筛选奠定基础，对记载相同而文辞不一者，要“择一明白详尽者录之”；对记载详略不一者，要“左右采获，错综诠次”，关键是“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并且要用“大字写出”。这实质上是遵循中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左传》的体制，在对资料的审察、比较、选择之后，发挥史家之史才，撰就编年体史书的过程。“大字写出”，正好构成编年体的正文，即主干和骨架。第二，对不同性质材料的处理。司马光主张要辨别资料的虚实是非，注重事理证据。他十分强调要全面占有资料，并规定了书写体例，来排比资[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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